陈友华(社会学教授陈友华:社会学并非一味批评,要寻求建设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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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华 社会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读书时,完全没想过自己日后有一天会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害怕”的年代,他的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数学,熟知的都是牛顿、高斯、欧拉这样的名字。
但他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成为高斯和欧拉一样的人物:“数学是一门天才的学问。高斯花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世界难题,而我们去学他的东西都很吃力,很难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数学知识的搬运工,在大学里做一名教授。”
所以硕士毕业时,尽管有读博士的机会,他还是选择了参加工作,被分配到江苏省级机关从事人口统计规划工作,自此走入了社会学领域。此后,虽然再没有专门研究过数学,但多年下来严格的数学训练,使他在进行社会学研究与实践中不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而可以娴熟地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与计算,并试图用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
“严格来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多直接来源于数学,甚至本身就是数学的内容。我虽然成不了数学大师,但我的数学基础在社会学里面算是最好的之一。”
最初的人口规划统计工作也得益于他的数学能力,那时的计算机软件都要自己编写,这也是他会自嘲式提起的一段经历,“一个数学系出身的社会学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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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时对人口学一无所知,陈友华费尽心思找书籍资料来学习。那时国内与人口学相关的书籍并不多,他花了一年时间,把所有能找到的翻来覆去研读。人口学既是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也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的联系,陈友华参与一系列人口统计和分析之后,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社会学的著作。
随后,他来到德国马尔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至今。
陈友华所涉猎的社会学命题相当广泛,对很多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往往会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学问题,结合不同的方法,以及早已用得熟练的数学工具,得出独到的看法与研究成果。这让他在社会学者当中成为一个批评者和异类。
以下为陈友华对社会学及自我人生的陈述。
社会需要赞美的声音,但更需要批评的声音。社会学的初心,是让社会向好的、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社会学家相当于是社会的医生,给社会做出诊断,揭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学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以批评社会为使命和职责,就像医生一样。你希望自己是健康的,但也需要医生来为你诊断疾病。这是社会学家的基本姿态,也是社会学家不讨人喜欢的地方。
所以,社会学家多不受人待见,因为大众不喜欢听批评的声音。但是,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仅需要赞美,也需要批评,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也需要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齐头并进。社会学在揭示与认识社会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时有独特的视角,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我们在决策时不仅需要倾听来自经济学家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听来自社会学家对问题的分析,甚至直面社会学家的批评。
但社会学家也应该考虑到现实和可能,单纯的一味批判而缺少建设性的建议,也是有缺陷的。如果只是批评而没有建设,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
当然,社会学家并不是要放弃批评的立场,而是动用尽可能多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对所关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非一味地批评。社会学的本心,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向好的、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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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问题
社会学家也不能总是提出建议,而不考虑它的现实可行性,尤其是成本和收益分析。
社会学有两大领域:一是社会学理论,二是社会学方法。严格来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多直接来源于数学,甚至本身就是数学的内容。
现在的社会学研究会运用很多统计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里,会涉及到很多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极其复杂,因而在进行统计分析时,特别是多元统计分析,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模型。
比如,人类健康状况一般可以划分为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可以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把可能影响健康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通过回归获得一个数学模型。然后,计算每一个人疾病发生的概率,当概率超过某个值,就判定为潜在患病者,需要去复查。
我对社会学家只提出建议,而没有考虑到其现实可能性,尤其是缺少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的对策建议,有时不是特别满意。
为什么不给每个人进行详细的身体健康检查呢?这实际上是个成本和收益问题。有时,限于医疗资源不足或无法承受其成本,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给所有人做非常全面仔细的检查。所以,体检时检查的是跟健康最有关联的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潜在的患病者,然后再复查。这里可能会存在遗漏或误判,但从宏观上可以兼顾成本与效用之间的均衡。
面对社会问题,我们不仅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要考虑谁来买单、成本与收益等问题。在这一点上,经济学有很多值得社会学去学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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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社会结构庞大且复杂,社会治理的成本异常高昂,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寻求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经济学更多侧重于财富的创造,强调效率,而社会学更多侧重于财富的分配,强调公平。但我理解的是,经济学不仅讲究效率,也讲究公平。如果财富不能按需分配,那么资源究竟应该怎样分配才是最合理的?价高者得可能是最合理的。
但如果这样也会出问题。比如,经济学强调竞争,两个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结果只能是一个人获得工作,另一个人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旦失业,生计自然成了问题,吃饭穿衣问题怎么办?此时,社会保障制度托底,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目前,全球化面临很大的困难,自全球化出现不久,反全球化运动便已开始,持续至今已有数十年。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有人得到,自然也有人失去。例如,世界上的资本和产能向新兴市场转移,会导致资本输出与产能转出地的行业岗位竞争更加激烈,生存状态可能会因此而恶化,从业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人的收益都实现最大化,我们只能在各方之间寻求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我现在最喜欢读的多是经济学著作,我带的研究生也深受我读书喜好的影响,在本专业学习之余,会很多经济学著作。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经济学大师们的代表性著作都读一遍,特别是能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诺奖得主的代表性著作读完。还有以前的经济学大师的作品,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当我们掌握了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以往的一些问题时,视角、理解和认识就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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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学者在提出化解某些社会问题的建议时,多是要求政府提高认识,增加投入程度,但很少考虑政府能否承受这样的投入,以及投入多少、何时投入、投入与产出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
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庞大且复杂,社会治理的成本异常高昂。如果按照学者碎片化的研究,在微观的每一个层面都增加人手,增加投入,那么到宏观时会发现不仅政府财政供养人员队伍会无限膨胀,政府财政也会开始无限膨胀,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庞大的政府与庞大的财政支出,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负担很重,那它就会逐渐失去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我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均衡,这才是社会学家要努力促成的结果。
不存在完全的福利和完全的自由,福利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随着福利的增加,自由会增加,但当福利上升到某个点以后,自由反而会下降。
我感兴趣的领域比较多。2001年回国来到南京大学社会系后,我教授过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统计学等方面的课程。当然,我的兴趣点也逐渐由人口学转移到社会学,最终转移到经济社会学。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也有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因而不能对任何学科心存偏见。社会学自然也不例外。各学科由于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只有把各个学科的观点与认识综合考虑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才可能更加贴合实际,更易落实,也避免了走极端。
我最近研究比较多的是经济社会学和哲学问题。比如,人活着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就是自由,而福利与自由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非常贫困的时候,福利的增加不仅会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增加人们的选择机会,进而增加自由。但福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福利是有成本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买单的。因此,人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福利不可能按需分配,当福利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福利享有者设置门槛。
所以,福利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随着福利的增加,自由会增加,但当福利上升到某个点以后,自由反而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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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女性会关心生育问题,那么生育和福利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生育福利对女性生育具有激励效应,特别是产假、托幼政策。但是现在很多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增加会对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形成替代效应。而从宏观上来讲,福利的增加一定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使其直接收入减少,因而能用于养育孩子的家庭资源就会减少,对生育形成挤出效应。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是没有出路的。
我现在认为,维持略高于生存需求的福利可能是最合适的。如果社会福利太高,一方面,实质上会形成对财富创造者的某种惩罚,影响人们努力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能会形成福利依赖。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们都想去分财富,而不想创造财富,极端情况下,这会导致普遍的贫穷。
只有福利维持在略高于生存水平之上,才可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去创造财富,此时,不仅财富创造者日子会过得更好,而且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国家的税费也会持续增加,才能有更多的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同时才能有更多的财富去救济贫困者与弱势群体。
对我来说,理想的生活就是两点:第一是到菜市场去购买普通食品的时候不会因为价格而犹豫;第二是在我生活的城市有房子住,回家能洗个热水澡。
我是从贫穷中长大的,经历过饥饿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机关工作,根本没有地方住,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租房子住根本连想都不用去想。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能有个房子住啊。人们总是缺什么想什么,这也是我对房地产行业感兴趣的最初原因。
这也造成我们这代人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足够了,对于个人生活没有特别奢侈的要求。
因为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所以对房地产问题关注比较多,经常会去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事实上,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城市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是对公众住房条件的改善,房地产行业都功不可没。这个行业创造了很多财富和税费,政府才可能在社会福利和城市基础建设上增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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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想得开,也不具备我们曾经有过的发展机会。他们在大城市买房的压力比较大,工作上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动,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固。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买房时要遵循“投住分离”与“职住相邻”的原则,因为房子是不动产,空间上不能移动,而工作是可能变动的。因此,在购房时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都要有投资的眼光,比如你在城东工作,选择在城东买房,但由于工作变动去了城西或者其他城市工作,就很不方便,可能就要考虑房子的变现问题,或者把房子租出去。所以买房子不只是要考虑自己喜欢,也要考虑到公众的喜好。
我买银城的房子时就是这样。当时我并没有购房计划,是我在房地产调研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的,我就专门研究了一下,发现它的售价远低于市场预估价,物超所值。实地看了以后我就很喜欢,买了一套。
可能是经历过困难,所以我对房子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很早前我就想过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就是两点:第一是到菜市场去购买普通食品的时候不会因为价格而犹豫,第二是在我生活的城市有房子住,回家能洗个热水澡。这样的生活我早就实现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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