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华 社会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读书时，完全没想过自己日后有一天会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害怕”的年代，他的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数学，熟知的都是牛顿、高斯、欧拉这样的名字。

但他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成为高斯和欧拉一样的人物：“数学是一门天才的学问。高斯花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世界难题，而我们去学他的东西都很吃力，很难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最后可能就是一个数学知识的搬运工，在大学里做一名教授。”

所以硕士毕业时，尽管有读博士的机会，他还是选择了参加工作，被分配到江苏省级机关从事人口统计规划工作，自此走入了社会学领域。此后，虽然再没有专门研究过数学，但多年下来严格的数学训练，使他在进行社会学研究与实践中不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而可以娴熟地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与计算，并试图用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

“严格来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多直接来源于数学，甚至本身就是数学的内容。我虽然成不了数学大师，但我的数学基础在社会学里面算是最好的之一。”

最初的人口规划统计工作也得益于他的数学能力，那时的计算机软件都要自己编写，这也是他会自嘲式提起的一段经历，“一个数学系出身的社会学码农”。

刚参加工作时对人口学一无所知，陈友华费尽心思找书籍资料来学习。那时国内与人口学相关的书籍并不多，他花了一年时间，把所有能找到的翻来覆去研读。人口学既是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也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的联系，陈友华参与一系列人口统计和分析之后，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社会学的著作。

随后，他来到德国马尔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至今。

陈友华所涉猎的社会学命题相当广泛，对很多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往往会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学问题，结合不同的方法，以及早已用得熟练的数学工具，得出独到的看法与研究成果。这让他在社会学者当中成为一个批评者和异类。

以下为陈友华对社会学及自我人生的陈述。

社会需要赞美的声音，但更需要批评的声音。社会学的初心，是让社会向好的、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社会学家相当于是社会的医生，给社会做出诊断，揭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学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以批评社会为使命和职责，就像医生一样。你希望自己是健康的，但也需要医生来为你诊断疾病。这是社会学家的基本姿态，也是社会学家不讨人喜欢的地方。

所以，社会学家多不受人待见，因为大众不喜欢听批评的声音。但是，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仅需要赞美，也需要批评，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也需要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齐头并进。社会学在揭示与认识社会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时有独特的视角，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我们在决策时不仅需要倾听来自经济学家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听来自社会学家对问题的分析，甚至直面社会学家的批评。

但社会学家也应该考虑到现实和可能，单纯的一味批判而缺少建设性的建议，也是有缺陷的。如果只是批评而没有建设，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

当然，社会学家并不是要放弃批评的立场，而是动用尽可能多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对所关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非一味地批评。社会学的本心，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向好的、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成本问题

社会学家也不能总是提出建议，而不考虑它的现实可行性，尤其是成本和收益分析。

社会学有两大领域：一是社会学理论，二是社会学方法。严格来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多直接来源于数学，甚至本身就是数学的内容。

现在的社会学研究会运用很多统计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里，会涉及到很多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极其复杂，因而在进行统计分析时，特别是多元统计分析，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模型。

比如，人类健康状况一般可以划分为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可以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把可能影响健康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通过回归获得一个数学模型。然后，计算每一个人疾病发生的概率，当概率超过某个值，就判定为潜在患病者，需要去复查。

我对社会学家只提出建议，而没有考虑到其现实可能性，尤其是缺少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的对策建议，有时不是特别满意。

为什么不给每个人进行详细的身体健康检查呢？这实际上是个成本和收益问题。有时，限于医疗资源不足或无法承受其成本，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给所有人做非常全面仔细的检查。所以，体检时检查的是跟健康最有关联的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潜在的患病者，然后再复查。这里可能会存在遗漏或误判，但从宏观上可以兼顾成本与效用之间的均衡。

面对社会问题，我们不仅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要考虑谁来买单、成本与收益等问题。在这一点上，经济学有很多值得社会学去学习的东西。

今天的社会结构庞大且复杂，社会治理的成本异常高昂，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寻求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经济学更多侧重于财富的创造，强调效率，而社会学更多侧重于财富的分配，强调公平。但我理解的是，经济学不仅讲究效率，也讲究公平。如果财富不能按需分配，那么资源究竟应该怎样分配才是最合理的？价高者得可能是最合理的。

但如果这样也会出问题。比如，经济学强调竞争，两个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结果只能是一个人获得工作，另一个人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旦失业，生计自然成了问题，吃饭穿衣问题怎么办？此时，社会保障制度托底，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目前，全球化面临很大的困难，自全球化出现不久，反全球化运动便已开始，持续至今已有数十年。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有人得到，自然也有人失去。例如，世界上的资本和产能向新兴市场转移，会导致资本输出与产能转出地的行业岗位竞争更加激烈，生存状态可能会因此而恶化，从业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人的收益都实现最大化，我们只能在各方之间寻求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我现在最喜欢读的多是经济学著作，我带的研究生也深受我读书喜好的影响，在本专业学习之余，会很多经济学著作。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经济学大师们的代表性著作都读一遍，特别是能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诺奖得主的代表性著作读完。还有以前的经济学大师的作品，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当我们掌握了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以往的一些问题时，视角、理解和认识就很不一样。

现在，社会学者在提出化解某些社会问题的建议时，多是要求政府提高认识，增加投入程度，但很少考虑政府能否承受这样的投入，以及投入多少、何时投入、投入与产出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

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庞大且复杂，社会治理的成本异常高昂。如果按照学者碎片化的研究，在微观的每一个层面都增加人手，增加投入，那么到宏观时会发现不仅政府财政供养人员队伍会无限膨胀，政府财政也会开始无限膨胀，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庞大的政府与庞大的财政支出，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负担很重，那它就会逐渐失去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我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均衡，这才是社会学家要努力促成的结果。

不存在完全的福利和完全的自由，福利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随着福利的增加，自由会增加，但当福利上升到某个点以后，自由反而会下降。

我感兴趣的领域比较多。2001年回国来到南京大学社会系后，我教授过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统计学等方面的课程。当然，我的兴趣点也逐渐由人口学转移到社会学，最终转移到经济社会学。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也有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因而不能对任何学科心存偏见。社会学自然也不例外。各学科由于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只有把各个学科的观点与认识综合考虑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才可能更加贴合实际，更易落实，也避免了走极端。

我最近研究比较多的是经济社会学和哲学问题。比如，人活着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就是自由，而福利与自由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非常贫困的时候，福利的增加不仅会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增加人们的选择机会，进而增加自由。但福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福利是有成本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买单的。因此，人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福利不可能按需分配，当福利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福利享有者设置门槛。

所以，福利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随着福利的增加，自由会增加，但当福利上升到某个点以后，自由反而会下降。

再比如，女性会关心生育问题，那么生育和福利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生育福利对女性生育具有激励效应，特别是产假、托幼政策。但是现在很多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增加会对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形成替代效应。而从宏观上来讲，福利的增加一定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使其直接收入减少，因而能用于养育孩子的家庭资源就会减少，对生育形成挤出效应。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是没有出路的。

我现在认为，维持略高于生存需求的福利可能是最合适的。如果社会福利太高，一方面，实质上会形成对财富创造者的某种惩罚，影响人们努力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能会形成福利依赖。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们都想去分财富，而不想创造财富，极端情况下，这会导致普遍的贫穷。

只有福利维持在略高于生存水平之上，才可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去创造财富，此时，不仅财富创造者日子会过得更好，而且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国家的税费也会持续增加，才能有更多的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同时才能有更多的财富去救济贫困者与弱势群体。

对我来说，理想的生活就是两点：第一是到菜市场去购买普通食品的时候不会因为价格而犹豫；第二是在我生活的城市有房子住，回家能洗个热水澡。

我是从贫穷中长大的，经历过饥饿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机关工作，根本没有地方住，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租房子住根本连想都不用去想。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能有个房子住啊。人们总是缺什么想什么，这也是我对房地产行业感兴趣的最初原因。

这也造成我们这代人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足够了，对于个人生活没有特别奢侈的要求。

因为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所以对房地产问题关注比较多，经常会去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事实上，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城市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是对公众住房条件的改善，房地产行业都功不可没。这个行业创造了很多财富和税费，政府才可能在社会福利和城市基础建设上增加投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想得开，也不具备我们曾经有过的发展机会。他们在大城市买房的压力比较大，工作上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动，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固。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买房时要遵循“投住分离”与“职住相邻”的原则，因为房子是不动产，空间上不能移动，而工作是可能变动的。因此，在购房时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都要有投资的眼光，比如你在城东工作，选择在城东买房，但由于工作变动去了城西或者其他城市工作，就很不方便，可能就要考虑房子的变现问题，或者把房子租出去。所以买房子不只是要考虑自己喜欢，也要考虑到公众的喜好。

我买银城的房子时就是这样。当时我并没有购房计划，是我在房地产调研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的，我就专门研究了一下，发现它的售价远低于市场预估价，物超所值。实地看了以后我就很喜欢，买了一套。

可能是经历过困难，所以我对房子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很早前我就想过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就是两点：第一是到菜市场去购买普通食品的时候不会因为价格而犹豫，第二是在我生活的城市有房子住，回家能洗个热水澡。这样的生活我早就实现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