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光明日报记者 陆健 严红枫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颖

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十二，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汪世荣教授再一次带领研究团队，风尘仆仆赶到1500多公里外的浙江诸暨。他每年都要到诸暨做十几次调研，跑遍了23个乡镇、街道，500多个村居。让这位来自西北的法学研究者如此痴迷的正是长盛不衰的“枫桥经验”。

半个多世纪前，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基层各类矛盾和问题。有关专家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结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历经时代淬炼而不朽，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

1、“枫桥经验”从诞生到推广全国

枫溪江潺潺流过枫桥镇，江畔古树参天，山色灵秀。“枫桥经验”陈列馆中式风格的外观设计古朴典雅，场馆内新技术的运用又显露着现代气息。一进入陈列馆，墙上的历史资料立即将记者的思绪拉回到“枫桥经验”诞生的岁月。

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光明图片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枫桥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年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肯定地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进行总结。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调查组赶赴枫桥，在调查核实后，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

11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递呈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书面发言稿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22日，他在与有关负责同志口头谈话时指出,“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

位于浙江诸暨市的“枫桥经验”陈列馆。光明图片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

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1964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一个发轫于小镇的经验，何以能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何以能从浙江一隅走向全国各地，何以能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被遗忘，答案并不复杂，两个字——人民！”绍兴文理学院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裘斌说。

2、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

走进枫桥镇枫源村，村口石碑上的“三上三下，民主治村”八个大字跃入眼帘。道路宽阔平坦，楼房白墙彩瓦，这个镶嵌在青山碧水中的村庄，处处透着祥和的气氛。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自豪地向前来学习考察的人们介绍，本村取名枫源，来自三“源”：一为枫桥母亲河枫溪江之源头，二为蕴藏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三为“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

“凭借‘枫桥经验’这个传家宝，我们村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一心一意谋发展，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大变化、大发展。”骆根土说。历经岁月洗礼，“枫桥经验”走出枫桥，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从此“枫桥经验”开始向更高水平治理转型。

“村口路灯不亮，很不方便”“路口摆摊，围观人多，请快处理”……在枫桥镇综合指挥中心，枫桥人生活的点滴问题都可以反馈在这个平台的大屏幕上。

信息的背后，是诸暨依托互联网建起的社会综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中心负责人说，综合指挥中心实现了“受理、执行、督办、考核”闭环管理，要求“即事即办”，疑难复杂事项不超过7个工作日。

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诸暨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全面推广“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打造以“红枫义警”“老杨工作室”为代表的品牌社会组织。目前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767家，其中仅平安、调解类社会组织就达1000余家，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参加社会组织。

诸暨还建立了包括13个专业调解机构、742家调解组织、3536名人民调解员的大调解体系；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大调解格局，调解成功率达到97.7%。迄今，诸暨已连续15年被命名为“平安县市”，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6%以上。

“‘枫桥经验’走的就是群众路线，靠的是人民，为的是百姓。”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经久不衰，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能够传承原初的精神内核，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3、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在新时代尤为重要。“枫桥经验”曾以一镇一市一省的潜心实践，为全社会的治安防范、纠纷化解提供经验参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承载着人们新的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9年以来，“枫桥经验”陆续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人民谋福利：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特别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形式写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代表着“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在治理理念上，从侧重社会稳定为主，转为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治理转为多元治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从传统治理转为数字治理，从被动治理转为主动治理，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先预防，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

“党建统领、人民主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这五个要素构成了‘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和时代内涵。”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枫桥经验’带来了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新景象。”与“枫桥经验”有40多年渊源的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金伯中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十八载日月流转，历史的风光气象万千。“枫桥经验”从乡村实践蝶变为国家蓝图中的重要元素，在新时代更见其价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枫桥经验”这一长盛不衰的“传家宝”一定能绽放新彩，再立新功。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7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