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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吕正操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从1923年被张学良送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到西安事变后他与周总理频繁接触并渐转向共产党。1941年年轻的刘沙以一纸条的方式被吕正操追求，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恋情。从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到被监禁，再到与毛主席的深厚联系，他的一生是如何在风雨中坚持自己的信仰，最终见证国家的崛起？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吕正操于1904年诞生于辽宁省海城，一个受日俄战争影响深远的小镇。他的童年被战火的阴影笼罩，母亲为避免俄日双方的军队侵扰，经常将他藏匿在农场的柴草堆中。尽管1905年战争以俄国的败退告终，日本人却开始在东北地区施加影响，加剧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在吕正超的记忆中，暴力事件是日常景象，常常目睹家人和邻里被日本士兵殴打。这些早年的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对侵略者的深刻恨意，也塑造了他日后的抗日情怀。

少年时他在小学受教育期间经常见到教师因拒绝教授日语而遭受暴力。其中一位老师尝试给他改名为“正言”，但他自行将名字改为“正操”，誓言将来要成为一名军人，专精军事技能以对抗日本的侵略。

由于家庭贫困，14岁的吕正操不得不中断学业，先后在丝厂和粮店做学徒以支持家计，他的命运于1922年春天发生转折，当时17岁的吕正操踏入了他的军事生涯的起点，加入了东北军，那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深憎恶。

自小学时期起他便见证了日本对他的家乡人民的残酷压迫和虐待。原本的名字“正言”经他自己一番修改，成了“正操”，寓意着他要通过军事训练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借助一位从事医疗工作的远房亲戚的介绍，吕正操进入了张学良的部队，在卫队旅1团3营9连当起了兵。张学良注意到了他的书法技能，认为他有文才，便推荐他参加东北讲武堂的考试。

1923年吕正操成功考入该校第五期学员，并在1925年10月顺利毕业。毕业后他不仅成为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和秘书，还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和分配讲武堂的毕业生。

1928年吕正操遇见了他的未来妻子高崇德，一位出身黑山县、性格豪放的女子。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结婚。高崇德不仅参与了家庭事务，还跟随吕正操练习射击，不久便展现出非凡的枪法。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逐步侵占东北，高崇德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吕正操和高崇德共同期望张学良能发起反击，收复家乡。热河沦陷后张学良选择下野，前往国外考察，希望寻找新的支持和援助，留下吕正操继续在军中为抗日事业奋斗。

到了1929年的春天，吕正操渴望回到实战部队中去。张学良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派他前往东北军16旅，担任中校参谋处长。在这一职位上吕正操参与了1932年的热河抗战，表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勇气和军事才能。由于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张学良对他大加赞赏，随后提升他为647团的团长。

1934年春647团被调至北平附近的河北徐水，吕正操在那里也开始与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如刘澜波、孙志远等人建立了联系。这些接触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抗日和爱国事业的理解与承诺。

1942年在冀中军区总部，一个不平凡的婚礼为三对新人带来了难忘的记忆，其中包括了吕正操和刘沙。这场婚礼在日军加紧扫荡的紧张时刻举行，却异常欢乐，为战时的艰苦环境带来了一丝温馨的气息。

回忆起当日的情景，刘沙感叹道：“那真是一场戏剧性的庆典，在敌人的威胁下我们依旧选择庆祝生活。” 刘沙年轻13岁，出生于河北安新的一个文人家庭，在北平参加高中教育期间，她加入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标志着她对抗日的坚定立场。

1937年，刘沙回到家乡并积极参与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这期间她与吕正操以及其他几位党的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1940年她在晋察冀分局的党校接受培训，结束后回到冀中区继续她的革命活动。

虽然有不少男青年对她表达了爱慕之情，但作为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沙，她的心思更多在于革命事业上。直到她收到黄敬的纸条，提到吕司令有意向她展开追求，这让她既惊讶又困惑。

黄敬亲自与刘沙交谈，确信这份感情是认真的。刘沙性格直率，她对黄敬表达了担忧，认为自己与吕司令之间存在的官职差异和约束感可能会使她感到不自在。黄敬鼓励她放下顾虑，强调作为共产党员，他们之间不存在大小之分。

在黄敬的鼓励下，刘沙与吕正操开始了交往。吕正操在两人的一次散步中轻松打破了尴尬气氛，笑谈自己的警卫员总是紧随其后，给私人谈话带来了不便。随着相处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吕正操坦诚地向刘沙讲述了自己的早年婚姻经历，以及后来因专注于战争而导致的单身生活。

他之前的婚姻是在外力干预下结束的，此后尽管有多次被介绍对象，他都一一婉拒了。看到吕正操的真诚与不急之态，刘沙逐渐放下了心防。不久之后她主动向区党委组织部长提出结婚申请，希望得到组织的批准。由于吕正操的高级干部身份，他们的婚事需要得到军委和中组部的正式批准。

1941年底朱老总和彭真发来电报，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婚后刘沙先后为吕正操生下了两个孩子。吕正操虽忙于战事，每每归家便深感对家庭的愧疚，并承诺在战争期间不再增添家庭负担。刘沙与孩子们经历了多次转移，最终在东北哈尔滨找到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平年代到来后，家庭再次迎来了新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而刘沙则担任该部门的翻译科科长。夫妻俩都在职务上十分忙碌。1958年，刘沙做出了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她离开铁道部加入北京大学，担任一个重要的行政职位。尽管工作繁重，刘沙依然全心全意地支持吕正操的事业，并独自承担起了孩子们的教育责任。

刘沙从不抱怨生活的压力，因为她认为与爱人和孩子们在一起，无论多忙多累，都是幸福的。然而1966年，这种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动荡打破。四月，正在外地治疗疾病的刘沙回到北京，立即感受到了城市氛围的紧张变化。这一年的春天，聂元梓在校园中贴出的“大字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年年底铁道部举办了一场名为“反经济主义誓死大会”的活动。在这场大会中，吕正操不幸遭遇了暴力冲突，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员对他进行了攻击。幸运的是，周总理接到消息及时赶到现场，阻止了情况进一步恶化。

到了七月底吕正操突然之间“失踪”，这让刘沙深感不安。不久后，刘沙也被带走，并被迫面对关于丈夫的连串质询。尽管面对极大的压力，刘沙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她坚信丈夫对党的忠诚无可置疑，他的工作态度也一直都是严谨认真的。

直至1972年3月刘沙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申请返回北京接受治疗。这段期间，刘沙和吕正操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艰辛，但两人的相互扶持与信念从未动摇。刘沙坚持等待，期盼着与吕正操再次团聚的那一天，她的忍耐和坚定成为了这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笔。

在2006年的北京301医院一间温馨的病房内，刘沙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目光温柔地扫过房间内的每一张脸。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她那坐在轮椅上的长伴吕正操，都围坐在她的床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甸甸的温情，似乎每一个呼吸都充满了深情与不舍。

大儿子吕彤羽轻轻俯身，声音低沉而充满承诺地对母亲说道：“妈妈，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爸爸的。”他的话语像是一股温暖的潮流，给这个家带来了一点点安慰。

刘沙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一种含蓄的、满足的微笑，仿佛在这一刻，她的所有担忧都随风而去，只剩下对这个家庭深深的爱和期望。吕正操紧握着刘沙的手，他的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轻声对着多年的伴侣说：“老伴，

他的声音是那么柔和，却带着无法掩饰的悲痛。这对夫妻曾一起经历了无数风雨，共同走过了六十四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对彼此的深爱和对理想的共同追求。当夜色渐渐地笼罩了医院，刘沙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生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点，享年90岁。

吕正操在2009年10月13日因年事已高，终于与世长辞。生前他特意强调，希望自己的葬礼简洁朴素，避免过多的哗众取宠，只需在报章上发布讣告，平实地告知外界他已离开，以减少不必要的忙碌与纷扰。

逝世后其子女遵循他的遗愿，没有设立灵堂，而是在家中简单搭设了几处供人吊唁的角落。居室的布置保留了吕正操生前的样貌，墙上依旧悬挂着他钟爱的字画。

在吕正操的遗照两侧，悬挂了黄苗子所撰写的对联：“太公钓渭，老子犹龙”，这不仅是对吕正操淡泊名利态度的赞扬，也反映了他随遇而安的生活哲学。此外还有他珍藏多年、精心装裱的张学良手书，书信中透露着对祖国统一和台湾回归的深切期盼。

家中的这些字画不仅记录了吕正操在革命道路上的坚持与牺牲，同时也映射出他内心的思想深度。

按照吕正操的生前嘱托，家人未举行公开的追悼会，而是于10月2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礼堂进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告别仪式那日，吕正操生前的亲友和战友汇聚一堂。

其中不仅有张学良和杨尚昆的后代，还有来自各地的近千名群众自发前来送别。吕正操生前的军事同僚张子厚的儿子张维州从沈阳急赴此地，履行其父生前的嘱托，亲自向吕正操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