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期的邓小平(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四两拨千斤”的一席话)

文/陈东林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经过二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凝重原则和犀利判断，仍然在闪耀着不可磨灭的真理光芒。确实像邓小平当时所讲的，这个决议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中共中央是如何作出起草《历史决议》的决策的？目前尚未见到直接的档案材料，因此，一般论著的叙述都比较笼统，但从当时的背景看，这一重大决策的作出主要是邓小平的贡献。

1976年10月，中南海里用一场兵不血刃的斗争粉碎了“四人帮”，中国沸腾了，人民欢庆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此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世界和中国都在关注着，等待着，猜测着。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照过去方针办”的既定思维出发，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一方针，“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不能平反，中国仍然被束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迈不开步。

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但都苦于没有足够的权威和思想来抵制。这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绵里藏针地提出了一句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名言：“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这句话蕴含着两方面的阐释，成为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两个支撑点：一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原则；二是不能坚持错误的、片面的毛泽东的个人指示。实际上，这已经提出了以后起草《历史决议》所遵循的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无限丰富的实际生活， 应当勇于探索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该说，这并不是理论新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实事求是。但是，由于“文革”的破坏 ，人们还不得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花很大力气进行拨乱反正。一石激起千层浪。《光明日报》的文章引起了远远超越思想界的大讨论，也招致了当时中央一些人的指责。邓小平、罗瑞卿等挺身而出，对讨论给予了及时的支持。到年底，大讨论已经形成了主流和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此间，陈云提出的解决“六十一人集团”、“天安门事件”及为陶铸、彭德怀下结论等６个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会议气氛空前活跃。经过讨论，１１月２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将对上述事件和个人予以平反或调查。此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两年来呼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当时有人提出，索性由中央作出一个决议，把过去的错误统统否定，冤假错案统统平反。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历史并不是烙饼，不能一翻了之。这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刚刚全面启动，对“文化大革命”尚未公开否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更没有提上日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尚需时日，当时更重要的事是如何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因此，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还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冷静判断的价值。当时，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远未得到统一。1979年春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过去的一系列理论、政策进行了探索和讨论，为中央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另一种倾向也开始冒头，即出现了一些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社会上还发生了“西单墙”等事件。因此，国外纷纷猜测，中国在“非毛化”了。

又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

经过邓小平有关纠正“两种错误思潮”的阐述，全党全国初步完成了正确认识历史的理论准备，具备了总结历史的初步条件。党内外也开始出现了这种呼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提议：希望党中央尽快作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澄清是非、统一思想，造福子孙万代。

1979年6月，中央作出决定，着手起草叶剑英代表中央所作的建国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为此，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在起草讲话过程中，邓小平四次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

9月4日，邓小平看过修改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讲话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

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后的讲话稿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获得了全党全国的一致好评，证实了邓小平的远见。同时，这个讲话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在讲话中，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因此，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此时，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由他亲自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将其具体化、深化。至此，《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起草小组开始在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卫建林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党的理论专家。

当时，也有人主张不急于作这个决议，留待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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