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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我对人类的未来,谨慎乐观|专访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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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5月26日 06:05 来源于:烟月稀财经笔记 浏览量:
戴蒙德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迄今为止,他写出了一系列畅销全球的社科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探讨不同大洲的人类为何

戴蒙德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迄今为止,他写出了一系列畅销全球的社科著作——

《枪炮、病菌与钢铁》探讨不同大洲的人类为何发展得如此不同;《第三种黑猩猩》讨论人类与动物的鸿沟;《崩溃》研究为什么有的社会持续兴盛,有的社会走向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比较传统社会的生活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探究国家富裕的关键;《剧变》则告诉我们现代国家该如何应对国家危机……

贾雷德·戴蒙德。

戴蒙德赞成可操纵的对照实验是唯一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也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历史的观察当中。作为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他看重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演变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学说是一种“环境决定论”。

不过,他认为用“环境决定论”来否认环境的重要性是愚蠢的,尤其是在环境问题变得无比严峻的今天。

在不同的场合,戴蒙德总是不断呼吁,如今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不管是气候危机、新冠疫情还是不平等的挑战,都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在国际局势云谲波诡的今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危机,在这个时候谈论全球合作会不会太乐观?戴蒙德对此有保留意见,他对人类的未来总体上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作为经历过二战和冷战的老人,他认为当前世界的安全程度比以往都要高,人类也正在不断取得进步。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只有坐下来共同协商应对全球性危机,人类才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戴蒙德人类史系列。

01

用“环境决定论”来贬低环境的影响是愚蠢的硬核读书会:在您的书里,您经常用诸如比较研究、自然实验等科研方法融入对历史的研究。您的生理学研究背景如何帮助您理解人类的历史?

贾雷德·戴蒙德:在某些科学领域,例如我从事的生理学研究中,通过可操纵的实验室实验来获得知识是可操作的、且合法的,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在其他知识领域——不仅仅是历史学,操纵性实验是不可能的、非法的或不道德的。

天文学家没法通过交替熄灭和点燃恒星来研究恒星,地质学家不可能通过交替融化和冻结冰川来了解冰川,历史学家也不可能通过停止战争和发动战争来了解战争对历史的影响:这非常困难,也是不对的行为。

相反,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依赖于自然实验法:去比较自然界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而不是依靠一个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

例如,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搞清楚了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是否会导致企业解雇工人。

三位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些经济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强迫一些企业提高最低工资。他们将美国新泽西州提高了最低工资、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这样做的事实进行对比,由此发现,前者并没有导致工人失业。

这就是自然实验的方法。从研究新几内亚鸟类起,这种方法我用了50年。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我也在使用这种方法。硬核读书会: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很多,《枪炮、病菌与钢铁》更强调环境对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但有人认为,这对于不同文明来说似乎有一种宿命论色彩——由于不可抗拒的环境,有的文明就是不可能变得更先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吗?

贾雷德·戴蒙德:显然,环境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而且环境所带来的某些影响决定了人类社会将如何发展。

如果你认为人类在任何地方都不受环境的影响,那就试试在1月只穿着T恤和短裤站在北极,并尝试在那里发展出一个世界级文明。

承认这一现实并不是承认什么宿命论,就像承认1+1=2不是承认什么宿命论一样。北极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更温和的例子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并没有从其他严酷环境中发展起来——比如青藏高原或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

用“环境决定论”这个贬义词来贬低环境的影响是愚蠢的,就像用1+1=2是“决定论”的说法来贬低数学的重要性一样愚蠢。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王道还 廖月娟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1

02

面临危机的国家必须始终关注社会共识硬核读书会:在《崩溃》中,您探讨了为什么有些社会走向自我崩坏,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社会面对问题的应变能力可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面对当下的环境危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应变能力才能避免社会崩坏?

贾雷德·戴蒙德:以下是我建议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应变能力。

一种是采用新方法,或更多地采用现有方法,以防止不理想的事情发生——例如,为了减缓或防止全球变暖,我们要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

另一种方法是设计出适应正在发生的不理想事件的方法——例如,随着全球变暖,以前对发展农业来说太冷的高纬度地区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如加拿大平原和西伯利亚南部。

这可以弥补赤道地区农业生产力下降带来的问题,因为赤道地区将变得太热、太干燥。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廖月娟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1

硬核读书会:在《剧变》中,您从个人该如何应对危机,延展到一个国家该如何应对危机。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确有相似性,但是国家危机可能比个人危机复杂得多,应对起来也困难得多。把解决个人危机的方法放到解决国家危机上会不会过于简化?

贾雷德·戴蒙德:当然,这是一种过度简化,但它往往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过度简化。

对面临危机的个人来说,直面危机、承担责任,并为此做些什么或选择改变,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对于面临危机的社会来说,承认、接受责任以及选择改变也同样重要。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1

03

新冠疫情恰恰在加强全球化硬核读书会:您不止一次表示,面对新冠疫情,我们“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如今,新冠疫情持续近三年,您如何评价这三年来人类的抗疫成果?人类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贾雷德·戴蒙德:我们很容易落入对新冠疫情的悲观陷阱里。世界各地仍然出现感染病例。

但我们应该乐观,承认我们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取得的进展。新冠疫情在2019年12月暴发时,很少有人会想到,科学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成功开发出有效的疫苗,而不是像大多数疾病那样需要5年或10年的时间。

当时,一些国家或地区会限制社会交流,并因此减少了发病率;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拒绝接受这种限制,结果造成了疫情大暴发。

从这场全球性的新冠危机中,我们能学到的主要教训是:这样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硬核读书会:有人认为,当今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大加剧了各种潜藏的病毒向人类传播的频率,比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乃至新冠病毒等,这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您觉得该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

贾雷德·戴蒙德:病毒传播的原因并不是人类的工业化,也不是大自然在报复人类,更不是其他诗意的或新路德主义的解释。

硬核读书会:有人说疫情是全球局势变得更为紧张的催化剂,您如何看? 贾雷德·戴蒙德:“新冠疫情正在加强去全球化的浪潮”这个论断与事实恰恰相反,新冠疫情正在加强全球化,因为它最终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也是需要世界各国合力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世界资源枯竭和世界各地的不平等。

贾雷德·戴蒙德。

04

我对人类的未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硬核读书会:您对全球化有什么愿景?担忧全球化的未来吗?

贾雷德·戴蒙德:我对全球化的未来感到担忧,就像我对刚刚出生的婴儿的未来感到担忧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说各国正在走向更多的竞争、冲突和战争的幻想,我认为,相信这种幻想的人是那些从未经历世界大战的年轻人。

我出生于1937年,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我切身体会到那场战争对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影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我25岁,我清楚地记得世界在一周内离大规模爆发核战争的距离有多远。

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生活在英国,人们跟我谈起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他们所说的“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战对欧洲人的破坏性甚至超过了二战。

简而言之,与最近的过去相比,现在世界上冲突和战争的阴影比上个世纪大部分时候要少。硬核读书会:您非常关注环境问题,您曾说西方人消耗资源的速度是不可持续的,若要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也达到与西方人相同的资源消耗率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资源不够,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让西方人降低资源消耗率似乎是个难题,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可持续吗?

贾雷德·戴蒙德:当然,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选择减少世界各地的资源消耗,选择让世界更加公平、可持续,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如果较富裕的国家选择帮助较贫困国家,就可以使世界更加公平,保持可持续发展。

这也符合较富裕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世界中,只要有贫困国家,其公民就会对较富裕国家感到愤怒,较富裕国家就不会安全。

富裕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以及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帮助贫穷国家,以改善其公共卫生状况,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这将减少经济不平等,因为人们经常生病和早夭的国家,注定比人们通常健康和长寿的国家更穷。

硬核读书会:您见证了人类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在这85年里,人类社会最让您激动或最难忘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您觉得人类在进步吗?

贾雷德·戴蒙德: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没有经历一场世界大战,也没有使用核武器,更没有出现纳粹集中营的回潮。

是的,人类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进步。与5年前相比,世界上有更多人意识到气候问题及其严重性,现在则有更多年轻人关注其他全球问题的严重性。

很多国际大企业20年前还是世界上最具环境破坏性的力量之一,现在它们至少采取了一些可持续发展政策——因为它们认识到,采取可持续发展政策对其员工的福祉、对公司所有者的子女的福祉以及对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

这些都是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这使我对人类的未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果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个很大的假设——我们将面对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是悲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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