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以静镇蜀的益州知州张方平丨202310-30（总第2501期）)

以下文章转载自华说宋人事，特此致谢。

而张方平在被迫接受益州知州任之后，却并未马上出发，还是在朝廷“诏促方平行，且许以便宜从事”，即催促、且给了他便宜行事权之后才启程前往的。路上途经长安，过岐山、华山，越秦岭，过剑门关，经武兴、三泉等，他醉心于蜀道奇异妙绝的山水风光，有感于古迹的沧桑变换，精心创造出二十六首五七言律绝诗，既描写了蜀道的自然景观，也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简直就是一次悦目娱心的山水胜游之旅，似乎把新任之地益州的安危和朝廷的“重忧”完全抛之脑后了。

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张方平到达成都，之后即实施他的“以静镇之”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平谣安民两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张方平在益州的这些措施，化解了一场“惊变”，使蜀地继续沿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方向前行。嘉祐元年（1056）正月，蜀人相约留其画像于净众寺以作纪念，苏洵写《张益州画像记》，李大临作《像赞》。苏洵在《记》中大赞张方平“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而在另一篇《上张文定公书》中，苏洵更为详细地叙述了益州官吏、百姓对张方平的评价：“明公（即张方平）柅车之初，洵访诸官吏、胥史，皆曰明公严而明；访之布衣、儒生，皆曰明公恭而有礼；访诸闾里、编户，皆曰明公廉而仁；访诸军、旅、士伍，皆曰明公威而有信。夫官吏胥史、布衣儒生、闾里编户、军旅士伍之知明公也固不尽，其已如是矣”；认为这是他勤政为民的必然结果：“惟明公早夜汲汲以思其谋，无使措置未备而传召东至，则蜀民数百年之幸也”。

如果说苏洵的评价带有个人感激因素的话，那么朝廷的评价应是客观公正的了。嘉祐元年八月，张方平任满回京，朝廷在《赐张方平父老截流奖谕诏》中，对他的“以静镇之”策略，实现了仁宗“意欲抚御弹压，以宽西顾”，即不用武力解决突变，稳定蜀地的目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果能厚政化以怀和，孚教条而悦穆。甄善疾非而人爱其举，发奸摘伏而吏畏其神。墨攘告登，里封去盗。内无系狱，外无系讼。恩育惸独，惠穷康乏。而乃乡居献状，刺部奏陈，或以奏计之期，预希一借，或以解归之次，愿毕三周”。当益州平安的消息传到朝廷，两府大臣赞其“镇抚得体”，而仁宗更是“为之色动称叹”，对龙图阁学士王贽说：“（张方平）昨深解朕忧，人之才当以所为观之尔。”

总之，张方平在益州的两年，针对“气俗剽轻，货利繁错”的民情，以及上任知州程戡严阵以待对流言，结果却并未让蜀人安定，稍有波动，蜀地大恐慌就再现的状况，虽然也手握“便宜”之权，但却不像之前的守臣，多以便宜弹治，动辄杀人、配役，而是果断采取与之相对的“以静镇之”策略，即使对造谣的邛部川人也予以免杀，“治如内地，未尝远徙一民，故蜀人至今感怀”，赢得了朝廷、地方百姓的一致称赞，他的“以静镇之”策略也成为北宋治理益州策略由宽猛相济向趋尚宽简的转化。

不过，我们也不能只注意“以静镇之”中的“静”而忽视“镇”。“镇”本意是“压”，引申为抑制、镇慑、镇住、镇守，还是带有军事、武力之意；而“治”才有治理、管理、处理、研究等含义，具有“文”的气息。张方平的治益策略是“以静镇之”而非“以静治之”，表明他还不是完全的宽简，还只是在向宽简转化的路上，他减益州的税、役都是在他离开益州任三司使期间就说明了这点。在益州期间，真正具体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也不见诸史书，所以，他也只是一位妥善处理了一场未发生的“突变”的益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