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史(从“日本经济奇迹”到“失落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究竟怎样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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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吃面不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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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5日，日本内阁公布了此前一年的日本GDP初步统计结果，按照日本的官方统计，2023年日本GDP总量为591.482万亿日元，折合美元约42106亿，比德国的44561亿美元足足低了两千多亿。

被中国超越13年后，日本又被德国反超，从上世纪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落到了世界第四，并且紧随其后的印度和英国也对日本虎视眈眈。按照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用不了几年日本就会被他们相继超越。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在原地踏步，被其他国家超越早就在意料之中。每每谈到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广场协议》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许多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惊天阴谋，其目的就是通过美元贬值、日元升值来收割日本的财富。但日本经济的原地踏步真就是《广场协议》造成的吗？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当年可是日本政府上赶着要签署这项协议的。

广场会议前后的日本经济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各自在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除了各大战胜国的军政官员，还有各大媒体的记者。在庞大的记者群体中，年轻的西奥多·怀特并不惹眼。

但怀特并非一个平庸的记者，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白修德。1942年，正是他向全世界报道了那场饿死三百万人的河南大饥荒，他在采访中向蒋介石出示的灾区照片让这个“总司令”双腿战栗。

二战结束后，他又持续关注亚洲事务。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白修德也在来访使团之中，周恩来见到他后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对他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1985年，白修德再一次前往东京湾，可这一次故地重游却令他胆战心惊。繁华的东京不再是40年前那副满目疮痍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大都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要取代美国的野心。再联想到那十几年日本产品对美国本土产业的冲击，白修德的心中五味杂陈。

那时候的美国，仅仅是一个服装行业就被日本产品挤走了一百多万个就业岗位，钢铁、汽车、船舶等行业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当年一手建造“密苏里”号的那家造船厂，早就在与日本同行的竞争中失败倒闭了。

在白修德看来，美国人赶走了军国主义，给日本送去了和平，日本人却以“和平”的名义对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大肆倾销日本商品，活生生把美国逼到了墙根。回到美国后，白修德用自己的见闻写下了《来自日本的危险》一文，他在文章中向美国人发出了灵魂质问：究竟谁才是战胜国？

作为一个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的人，白修德的思想是不乏“国际主义”精神的。退一万步讲，即使白修德出于自己的美国人身份选择了对美国有利的观点，他列举的种种“危险”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战后没多久，冷战拉开帷幕，日本从美国的敌人变成了盟友，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的轻重工业就已经恢复到了二战开始时的水平。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依靠“战时景气”聚拢了大量财富，大发战争财的日本也由此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6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疯狂增长的财富让日本误以为出口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良药，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都要与别国产生联系，以出口为导向也就意味着把本国的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为本土市场构建了坚实的贸易壁垒，使外国产品难以取代日本产品。

日本生产的产品半数以上都出口到了美国，不断挤占着美国产品的市场。本土行业的衰败早就引发了美国人的不满，为此双方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具体的纺织品战争持续了16年、半导体战争持续了26年、电信战争更是持续了28年之久。

这些不同行业的贸易摩擦起初都以日攻美守的形式开局，但随着摩擦上升到政治层面，美国商务和司法部门开始频频发起各种名目的反倾销调查，日本不得不“自愿”限制出口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最后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各个行业签订协议，日本市场也被迫向美国产品开放。

谈判桌上的惨败依旧没能打垮日本人，出口受限后他们又开始在第三方或美国本土进行投资，撕掉了“日本制造”的标签后，财富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迅速瓦解，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也不再与美元保持严格的固定汇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很快从维持了22年的360：1上涨到了1973年3月的265：1，此后十几年一直在170：1至300：1之间来回波动。

对于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两国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日本作为贸易顺差国更加希望本国货币贬值，这样一来就能获取更多的财富，因此日本政府和央行也在积极维持日元的低汇率。而美国则认为当时的日元汇率虽然已经高于固定汇率时期，但其价值仍然需要提高，后来发生的财政危机更加坚定了美国人的想法。

198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1000亿美元，其中的半数以上落到了日本企业手中。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日元的继续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还将进一步扩大。

到了1985年，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决定出手干预美元的汇率。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总统里根，随后又联系了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这两位大人物均对贝克的想法表示全力支持。

就在白修德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美、日、英、法、德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秘密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其他各国各自推动本国货币涨价，以达到美元贬值的目的，从而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9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236.91：1。到了1988年3月，这一数字变成了127.23：1。短短三年时间，日元的汇率上涨了86%。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逐渐显现。到1989年为止，日经指数比4年前上涨了196.76%，同样的时间里日本6大城市的房价则上涨了160.64。即使到了今天，日本的房价也才不到当年的三成。

眼看着巨大的杠杆马上就要毁灭日本经济，日本政局也陷入了混乱，仅仅1989年一年内就有3任首相轮番登台。这年12月，年近古稀的三重野康出任了日本央行行长一职。

因为不认可市场投机行为，三重野康被“眼界开阔”的日本媒体戏称为“疯狂原始人”。三重野康上任后选择通过加息的方式主动戳破经济泡沫，他的政策很快使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可这个“正常状态”却并非日本人所能承受的，从那时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30年的低迷状态，至今都没能走出当年的阴影。

由于《广场协议》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时间相近，其内容也对日本不利，许多人想当然地将《广场协议》认定为美国政府的阴谋和日本经济衰退的症结所在，殊不知当年的协议是日本人上赶着要签的。

竹下登：广场协议的始作俑者

作为1985年广场会议的发起者，时任美国财长贝克通常被认为是《广场协议》的总设计师。但随着更多信息被披露，人们发现贝克只是提出将纽约广场饭店作为会议地点，邀请其他4国坐到一起开个会。

协议签署十年后，当时的日本大藏大臣(财政部长)竹下登才在日本《经济学人》上承认，会议时间和其它一些细节全是由他一手决定的。

为了掩人耳目，竹下登在赴美当天谎称要到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穿着一身球衣就上了飞机。而日本央行行长也戴了一副口罩，生怕被人认出来。

这场会议中，贝克原本没想狮子大开口，他只要求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40：1上涨到216：1，涨幅控制在10%到12%就好。

贝克提出他的设想后，竹下登当即表达“不满”，不过他不满的原因却不是美方要求日元升值，而是升值的幅度太小了。按他的要求，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应该上升到200：1才够。

直到多年以后，当时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这场会议的沃尔克仍然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夸赞道：“他比我们想的还要大方！”

由于竹下登给其他国家打好了样，另一个被要求货币升值的主要对象西德也没办法提出任何异议，这场会议的整个过程都异常顺利。

在日语中，竹下登名字中的“登”字与“升”字同音，事后竹下登被媒体问及为何要支持日元升值时，他还不忘幽默一把：“因为我叫竹下登啊！”

事实上竹下登之所以要促成日元升值，背后也有他的小心思。

在协议签订的那段时间，日本的出口贸易规模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下已经出现了收缩的迹象，再去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此时比扩大出口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日本的能源危机。

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接连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石油危机，虽然最后没有闹到工业体系完全崩溃的地步，可石油的价格却从1970年的2.7美元一桶涨到了1979年的40美元一桶。受到油价疯长的影响，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都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岛国，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绝大多数都靠进口获得，居高不下的油价无疑会对日本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但如果能使日元升值，就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石油，从而缓解工业生产的压力。

日本国内持此观点的也并非只有竹下登一人，1982年上任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同样寄希望于通过日元的国际化使日本变得“更有钱”，为此他让大藏省制定了一个“日元升值计划”，企图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提升至170：1到180：1，并推动美日两国共同成立了一个日元美元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两国货币的汇率和其他金融事务。

与其说日本在广场会议中顺应了美国人的意愿，不如说日本主动提出了日元升值的要求。只是那时候还没人想到，日元的汇率会在日后失去控制。

到1986年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点。为了守住150：1和120：1的大关，接替竹下登出任大藏大臣的宫泽喜一多次奔赴美国，尝试说服美国财政部与他们共同行动，稳定住日元汇率。

然而美国财政部却不愿伸出援手，宫泽喜一的多次游说得到的只是敷衍的回答。直到1987年1月，不胜其烦的美国财政部才象征性地从外汇市场上买入了一些美元，具体数量只有5000万，根本无法实现调节汇率的目的。

《广场协议》签订两年后，竹下登居然凭借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当上了日本首相。不过竹下登当上首相时，日元已经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仍在不受控制地疯狂增值。

整个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才是主导者，美国只是做了一个顺水推舟的看客，这份苦果由日本承担一点也不冤枉。

那么这份协议真就是造成“失落三十年”的根本因素吗？

日本经济衰退的真实原因

从广场协议签订到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为止，日本的出口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1740亿美元增长到了2803亿美元，而同一时间内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218亿美元下降到了808亿美元。

这几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986年低于4%，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6.49%，这在发达国家中是难以想象的。

从数据上看，日本的出口贸易并未崩溃，反而因货币升值赚得更多了，而美国也达到了缩小贸易逆差的目的，这是一次看似双赢的合作。

真正令日本经济崩溃的是三重野康鄙视了无数次的投机行为。日本股市和房地产行业真正进入飞速膨胀阶段是在1986年以后，这也是人们将日本经济崩溃归咎于《广场协议》的原因之一。

但其实从1979年到1985年，日经225指数还被称为“日经道琼斯平均指数”，那时的日本股价指数就从6569.47点上涨到了13113.32点。很显然，日本哪怕经济表现再亮眼，也还达不到五、六年时间翻一倍的地步，日本股市的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日本的经济实力。

同样是1979年到1985年，日本房地产价格指数也从59.9上涨到了92.9，增幅远超日本人的承受能力。

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仅有的一些对日本国内投资过热的担忧也不复存在，日本人对投机的热情不降反增，甚至连日本国外的资本也对这片投资热土青睐有加。

1987年之前，外部资本已经开始撤离日本。但1987年到1990年，外部资本又开始加速涌入日本，这4年日本短期资本的流入量分别是238.65亿美元、195.21亿美元、208.11亿美元、214.68亿美元，累计增加了856.61亿热钱。

面对疯狂的投机，日本央行却维持着10%以上的高货币供给量和2.5%到3%的低贴现率。央行的贴现率指的是金融机构向央行申请融资时付出的利率，低贴现率意味着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代价更小，资本流动更加活跃。

日本官方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抑制日元升值，但在日本国内，这样的举措却是对投机的纵容。到三重野康就任央行行长时，日经指数已经在朝着40000点大关高歌猛进了，当时仅仅一块皇宫广场的价格就能买下整个加州的地皮。

日本经济像一条患上狂犬病的野狗，正在经历临死前的癫狂。

按照三重野康的设想，经济泡沫破解后，日本将经历三年左右的阵痛，随后回归到正常的经济状态。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他所想，日本的出口贸易在1993年至1994年实现了触底反弹，日本经济增长也重新回到了2%以上。

不过经济泡沫的破裂使日本人对股市彻底失去了信心，股票成交量比高峰时期下降了90%，大量的中小企业还在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在这个日本经济最虚弱的时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波及日本，此时的日本已经不再需要货币贬值，然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却从115：1下降到了150：1，从此日本再也没有走出低迷的经济环境。

其实日本并非《广场协议》中唯一的“受害者”，从1985年到1989年，西德的马克也升值了54.87%。同为出口贸易大国，该国经济在1987年也出现了1.4%的低增长。

可德国汲取了上世纪20年代犹太银行家无节制超发货币的教训，50万马克一个的面包令德国人至今都胆战心惊。

正因如此，西德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坚决抵制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和热钱流动遭到了严格限制，他们甚至不惜忤逆美国也要维持住稳定的国内价格体系。

西德靠果断的政策撑到了两德合并，获得了新的市场和劳动力来源，此后的德国政府坚持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以此补贴相对贫穷的原东德百姓，最终平稳度过了广场会议后的马克升值阶段。

1994年日本经济泡沫完全破裂后，以日元计算的日本经济总量为501万亿。2013年，这一数字依旧只有503万亿，20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没有一丝增长。

按照日本内阁2024年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日本去年的GDP总量为591亿日元，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从2013年的96.91：1下降到了今天的150：1，衰退仍在持续。

日本经济持续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命脉交到了他国手中，而日本人在短视的投机中又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所谓的“美国阴谋”只是一个催化剂。日本的失落怪不得别人。

参考资料

徐康宁.正确鉴史而知兴替：“广场协议”的真实影响与教训[J].国际经济评论,2020,(06):10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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