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长妈妈(细思极恐：长妈妈为何要给鲁迅讲“美女蛇”的事？你真看懂了吗？)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

但凡念过中学的人，对这段文字一定似曾相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几乎是几代人对鲁迅的最初印象。

在过往几十年略显枯燥的语文读本中，“百草园”无疑显得过于有声有色，鲁迅先生将童年的趣事，用充满趣味的笔触娓娓道来，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

然而，时隔多年后，当我再次读到这篇童年趣闻时，竟深深感到，这篇深藏在我们记忆中的文章，似乎远不是当年看上去那般简单。

尤其是关于“美女蛇”的这段故事，在大量拜读过先生的作品后，我才隐隐感到，为何长妈妈非要给年幼的鲁迅讲这样一个“惊悚”的故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长妈妈”，就是“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来自东浦。

其实，“长妈妈”并不是她真正的称呼，只是早先周家的老保姆叫长妈妈，后来去世了。

为了叫着顺口，周家对新雇佣的保姆也延续了前任保姆的称呼，所以鲁迅仍称之为“长妈妈”。

尽管这位保姆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曾被人记住，但是，鲁迅对于长妈妈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深刻情感。

在鲁迅的作品中，一共四次提到长妈妈这个人物，她是一个保姆，地位并不高，并且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

她啰嗦、限制鲁迅的自由、睡觉的时候占地方，甚至被鲁迅怀疑是害死隐鼠的“凶手”。

所以，很多时候，鲁迅认为她对自己是不够好的。每每这个时候，他就称呼她为“阿长”，而不是“长妈妈”，以此来表示对她的不满。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鲁迅对长妈妈的看法。

那时候，鲁迅在远房的叔祖那里听说了那本令每个小孩子都渴望的《山海经》。

叔祖疏懒，不愿帮鲁迅找寻这本书。鲁迅问了身边很多人，谁也不肯认真地回答一个小孩子的问题，所以有钱也无处购买。

可是细心的长妈妈，在鲁迅没有和她主动说过这件事的情况下，居然向他问及了此事。

鲁迅随口和她念叨了几句，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长妈妈却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了。

后来，当长妈妈告假回来，高兴地给鲁迅带来了她根本没有阅读过的《山海经》，可以想象，童年的鲁迅在当时有多震惊。

要知道，长妈妈没有读过书，甚至连书名都弄不明白，如此去购书，这中间要遭多少白眼，吃多少苦头，可想而知。

长妈妈表达爱的方式是如此简单，却让鲁迅感到无比震撼。他们之间已然超越了主仆关系，更多的是浓浓的亲情。

众所周知，百草园给年幼的鲁迅带来了无限的快乐，而长妈妈所讲的“美女蛇”的故事，更是给夏日的百草园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长妈妈的话，自然勾起了鲁迅对那条“飞蜈蚣”的无限渴望，可是，这样绘声绘色的一个故事，长妈妈真的只是随口说说吗？

其实，所谓“百草园”，不过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园子，而园子里常有黄蜂与斑蝥出现，是会攻击人的。

只是在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的玩伴，没有认识到危险罢了。

可是，长妈妈是一个成年人，她当然知道那些东西是危险的。

她不希望鲁迅遇到危险，所以才以这种几近“吓唬人”的形式，让鲁迅知道“世间的险恶”。

这是隐藏在长妈妈讲“美女蛇”故事背后的一段隐秘情感，可是，鲁迅在文中对长妈妈只是一带而过，并未提及与长妈妈的深厚感情。

那么，鲁迅为何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非要让这个看似不太重要的人物去讲“美女蛇”的故事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先生落笔的那一天，便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1926年9月，为了躲避反动的派迫害，鲁迅先生来到厦门。

此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惨遭杀害，鲁迅目睹惨象，耳闻流言，愤然执笔，以文字作武器，将自己置身于斗争的最前线。

先生的直言厉行极大地触怒了封建军阀政府，因而遭到了诬陷和通缉。来到厦门后，经林语堂推荐，鲁迅拾起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教鞭。

然而，反动知识分子却利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先生进行排挤，此时的鲁迅陷入了一场“渴望战斗而不可得”的孤寂与苦闷之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便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写出的作品。如此看来，“美女蛇”的神话故事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长妈妈讲的“美女蛇”是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的名字，如果听到的人答应了，半夜便要来吃这人的肉。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

诚然，“美女蛇”吃人肉，欲害人于死地，是个可怕的存在，但尚可以借助老和尚的“飞蜈蚣”来制服它。

而在现实中，鲁迅因为被通缉，在反动高压的社会环境中，却没有“老和尚的飞蜈蚣”做护身符。

更令人恐惧的是，“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可见，这“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比“美女蛇”还要凶狠残忍，这也正是鲁迅要更加小心、更加要提防的。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鲁迅才被迫南下，远离魔爪。先生正是借“美女蛇”的故事，道出险恶环境中自己的危险处境。

这样看来，后来提到的东方朔的“怪哉”，也就更加容易解释了。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

年幼的鲁迅很想知道这虫子的底细，但显然，长妈妈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没有读过书，知识不渊博。

后来逮着机会，他就去问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先生。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鲁迅笔下的“怪哉”，正是传说中蒙冤的无辜仰头长叹、感动上天而生的一种怪虫。

四十余位爱国青年被杀害被污蔑，鲁迅因揭示真相、控诉反动派罪行而被迫逃亡，这一切不亦是“怪哉”！

那么为什么私塾先生“不愿意说”呢？因为在“禁锢得无法喘息”的环境里，说了会惹祸上身，甚至性命难保，鲁迅的遭遇便是明摆着的事实。

“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显然，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是当时人的一种处世方式。

尽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没有鲁迅一如既往的锋芒直露、不留余地，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与自己所崇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如今，想起多年前在课堂上读到这篇文章，当时竟真的以为先生是在怀念童年的美好，殊不知那童趣的背后，寄托着一段忧国忧民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