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汤志波评《吴趣：沈周绘画与文官鉴藏》︱吴门画家与文官的交游)

《吴趣：沈周绘画与文官鉴藏》，秦晓磊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262页，88.00元

沈周（1427-1509）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名闻于当时，“评者谓为明世第一”（《明史》卷二九八）；但他不仅是画家，也是隐士，既不参加科考，亦拒绝征召，终生未仕。与传统的离群索居、遗世高蹈的隐者形象不同，沈周一生雅集不断，应酬频繁，弟子文徵明在《沈先生行状》中记载：“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先生既老，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周隐居的有竹居，不像安静的世外桃源，更似热闹的文化中心，“每黎明，门未辟，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则相与䜩笑咏歌，出古图书器物，摸抚品题，酬对终日不厌”（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沈周的交游对象，当然也不仅仅是布衣山人、方外僧道，各种地方官员乃至馆阁诸公，都与其过从甚密。虽然沈周自称“酷爱林泉图上见，生憎官府酒边谈”（《市隐》），但他并不排斥政治，回避官员，甚至主动与官员交接。当下的研究者几乎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沈周与官宦的交往对提高其声誉、传播其作品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交游是如何影响沈周在美术与文学上的具体创作，在吴门画派的崛起过程中又有何作用？涉及者尚寥寥无几。

沈周《沧洲趣图》卷（局部）

沈周作为吴门画派创始人，是美术界关注的热点，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沈周”为标题进行检索，近十年（2012-2022）来平均每年都有三十篇以上的论文发布，其中秦晓磊博士先后发表的《与邑作奇观——沈周、文徵明笔下的虞山古桧》（《故宫博物院学刊》2018年第2期）、《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兼论北京文官与沈周的互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沈周〈庐墓图〉与茔域山水画》（《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沈周〈沧洲趣图〉的意涵、年代及接受者》（《美术》2019年第6期）、《盆菊幽赏：沈周山水雅集图与北京文官之接受》（《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文官的家业：沈周〈东庄图〉再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第7期）、《从“细沈”到“粗沈”：沈周早期绘画风格转型及其动因》（《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1期）等系列论文，均是围绕沈周与文官的交游展开，颇引人瞩目。今修订后以专著《吴趣：沈周绘画与文官鉴藏》呈现，让我们可以一窥全貌。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别以《沧洲趣图》《庐墓图》《盆菊幽赏图》《东庄图》等作为个案，抽丝剥茧般展现了这些画作背后隐藏的北京文官与沈周的交往过程；下编则总论沈周与文官群体的交往，文官群体又是如何收藏与鉴赏沈周的绘画，并进而塑造了沈周画史的形象，可以视作对上编个案的总结与提升，从图像的视角观照历史，艺术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上下两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全书涉及面众多，非笔者所能一一评议，仅就沈周与文官的交游问题，略抒读后感言。

生平交游的编年实证研究，是沈周研究的基础。目前学界仍以陈正宏先生的《沈周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陈谱）为主要依据，三十年来，虽然有多种沈周年谱、年表等陆续出现，但基本未有超出陈谱之范围者。其实当下所见资料，无论是书画图卷还是别集文献，都比三十年前丰富了许多，而沈周交游文人如李东阳、李应桢、徐有贞、王恕、吴宽、王鏊、文林、杨循吉、都穆、顾清等人也都有年谱陆续问世，沈周年谱应该也有所完善与突破。《吴趣》中附录的《沈周与文官交往年谱》（以下简称秦谱），从正统三年（1438）沈周十二岁开始至正德四年（1509）去世，详细梳理考证沈周与文官的交游，多有补前人缺漏之处，或是新增创作条目，如据明弘治刻本《石田稿》中的《夏大理季爵移居慈溪题蕉图以寄》，结合《明实录》考证出作诗时间；或补充更新，如书画作品在陈谱中仅据《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等书著录简单信息，系于“本年作”，而秦谱中不仅过录了画作上的题跋文字，系年可以具体到月日，还对书画创作时间、受画人均有新的考证，如考证出《双松寄林郡博》《道山高逸图赠勿斋林郡博》受画人是苏州府学教授林智等。作者对资料的搜集用力甚勤，广泛考察沈周友人别集、传世或著录的书画作品，新增的交游编年言之有据，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也夯实了沈周的研究基础。

沈周《盆菊幽赏图》卷（局部）

在文献资料日益丰富、检索也更为便捷的网络时代，近年来年谱逐渐有了“长编”的趋势，动辄数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资料丰赡的同时，也带来查阅的不便，需要翻检全书才能找到所需内容。因此针对特定内容的年谱——如书画编年、书法年表之类，更符合实际需求，秦谱专录沈周与文官的诗画交游，即是此意。但谱中亦有可商榷之处，如依据诗歌在稿钞本《石田稿》中的位置来编年，存在一定的风险。《石田稿》自成化九年至十九年间已依年月编制，虽系沈周手定，但其编次亦时有讹误，如《辛丑岁题蚕》系于“壬寅”，《感蝗》诗天头沈周手批“此诗宜在前”等。笔者点校《沈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时即以《石田稿》为底本，将原在天头标记的“甲午”“乙未”等纪年按出版规范移录到页眉，并用括弧分别注明“成化十年作”“成化十一年作”等，此举更多是为了保留底本原貌或起注释作用，并非作为编年的依据，使用《石田稿》中编年的材料，最好要有其他的旁证。例如秦谱中将《为沈进士尚伦题画》系于成化十一年，因为此诗在《石田稿》中编入“乙未”年下，其实沈尚伦即沈庠，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相差六年之久。同样，作者在使用吴宽《家藏集》、程敏政《篁墩文集》、罗玘《圭峰集》、顾清《东江家藏集》等文献时，也存在依据诗歌所在诗集位置编年的情况，如系于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的“边贡赋诗为杨仲深题跋沈周画作”，依据是《华泉集》中《题石田画二首为杨仲深作》“位于《弘治辛酉夏五月省元杜廷陈氏……为补此篇》诗前数首”，所以“姑系于本年”。其实大部分明人别集并不按创作先后编排，更多是分体、分类编纂，秦谱中收录的这类作品，作为沈周的资料汇编甚有价值，若要系年则尤需谨慎。

《吴趣》虽系沈周个案研究，但试图讨论的却是明代吴门绘画是如何从一个相对边缘、小众的文化趣味走向大众、成为主流文化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沈周绘画并不仅仅是用来自娱，更有“社交”的属性（诗歌同样如此，笔者亦从沈周交际身份角度考察过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参见拙文《论沈周的交际身份与诗学宗尚》，《苏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那么观众（受画人或藏家）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实这方面的研究也已有先例，如台湾学者石守谦《沈周的应酬画及观众》一文（载《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台北石头股份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就从“作者-观者”的视角讨论了沈周绘画作品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在画作中的不同应对措施。但如前所述，沈周的交游极为广泛，不同的交际场所、不同身份的观众势必也影响沈周选择创作方法与主题风格。《吴趣》作者敏锐抓住了沈周的观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文官，以多幅具体案例，详细分析了文官鉴藏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沈周从“细沈”到“粗沈”的转变，学界都耳熟能详，但作者指其“中年变法”背后的动因，与徐有贞、刘珏、祝灏等吴门致仕文官有密切关系，他们既传播了沈周的画名，亦开阔了沈周的视野，让沈周了解到京师等地的画坛资讯与文官群体的艺术趣味，开始借鉴转换当时更受欢迎的院体、浙派画风，在四十岁前后实现了从用笔严谨细密到率意粗放的转变，结论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

沈周《魏园雅集图》轴（局部）

明代中叶苏州文学、艺术等全方位的“文艺复兴”，其兴盛的原因学界已从多个层面不同维度进行过考察，作者指出这与苏州籍文官的崛起相关，也颇有新意。《吴趣》下编旁征博引，绘制了苏州府乡贡、进士、殿试前二甲、各县进士的人数等多种统计对比图表，并分类介绍了沈周与不同文官的诗文书画交游，资料翔实，言之有据，也是全书的亮点之一。笔者以为，对交游文官的分类研究似乎可以更加细化。首先，吴籍的高级文官，尤其是入仕前就有密切交游者，沈周与其相关的诗文及书画酬赠时，应与未曾谋面的北京文官有所不同，作者也注意到一些差异，笔者更期待有方法论上的突破。其次，中央高级文官与苏州府县的地方官员也有差别，尤其是沈周早年任粮长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更多是一种行政职务上的被动交往，与晚年北京文官主动求画寻求结识有本质上的不同，沈周与他们的书画文学交游，也不必同质化处理。

沈周《东庄图》册之“振衣冈”

与单篇论文不同，作为一部研究“沈周绘画与文官鉴藏”的专著，首先应该对“文官”概念加以界定。如作者对《庐墓图》受画人身份的考察，依据“锦衣徐将军画”的朱文印做了细致推测，指出可能是一位世袭的锦衣卫指挥使，笔者对此也甚为认同。但是锦衣卫并不是文官，《明会典》中对“文职衙门”“武职衙门”分类甚为清晰，“锦衣”“骑手”“金吾”等二十三卫均属武官，此外分属两都的五军都督府亦是武官（亦可参照《明史》卷七十六中的相关记载）。虽然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一般都以文官为重，但是从明代的政书、正史来看，文官与非文官的界限甚为清晰，不可混淆。其实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吴门画家与武官的交游并进行考察，如《武官来访：明杜琼〈友松图〉主题、图式再研究》（《故宫学刊》2022年总第23辑）一文，对历来认为是杜琼赠予其姐夫魏公美的《友松图》，重新考证出受画人为四品及以上官职的武官。该文并未收入《吴趣》中，或许是作者另有其他写作规划。沈周与武官也多有诗画交游，如其《东皋杂咏为锦衣吴孟章赋》《画松石卷答郭锦衣宾竹所寄药方》等诗皆是明证。而且武官之外，与沈周交游的官员中尚有藩王、外戚、宦官等人，他们对沈周绘画的收藏与鉴赏，传播与形塑，与文官有何不同？若能与上述群体与文官作对比研究，论述会更加丰富立体。

杜琼《友松图》卷（局部）

沈周与不同文官的交往，乃至具体到同一文官交游中的不同画作，可能都有不同的动机。作者在书中也提到，有沈周主动地赠送，亦有文官积极地求请。若能深入考察，或对比两者的不同，会更有意义。如当官员索要时，是否涉及价格的问题，或者有相当的礼物馈赠（交换）？涉及绘画作品价格的史料甚少，但想必亦有一定的行情，如俞弁记载当时翰林文人的润笔费：“成化间，则闻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两者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山樵暇语》卷九）以书画投贽攀援翰林文人以求其诗文者并不稀见，沈周的书画无疑更受官场的青睐，杨一清说沈周画“怪来寸纸成高价，不出三吴已卖钱”（《石淙诗稿》卷二《沈启南写生》），明清时期项元汴、高士奇、顾文彬等人都曾记载过所藏书画的价格，若能进一步查找到沈周书画进入流通领域后的相关价格，这种文化经济学的考察也颇为有趣。

当沈周主动绘画赠送文官时，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自己的社会资本，或许有其他的诉求。如《吴趣》中提到的沈周为王恕所绘《西园八景》，成化十七年（1481）王恕任南京兵部尚书兼应天巡抚，总理江南赋税，沈周主动赠予《西园八景》《西园八咏》《西园八景赋》等系列诗文图卷，是因为是年苏州水灾，民不聊生，希望王恕能够减免地方赋税，沈周在《西园八咏赋》中说：“方我勾吴之墟，洚流汤汤，为割屡年，民告饥垫。天子简公，来旬来宣。民乃欢呼拜逆，鄙夫亦获瞻承光霁。”所以精心绘制了《西园八景》组画并诗赋献给王恕。西园是王恕在陕西故乡的园林，沈周并未见过，仅凭借诸家所作《西园八景》《西园八记》等诗文，自己发挥想象后完成。沈周足不出吴越，而与文官交游时所绘的园林图多是如此，这种凭借诗歌内容绘制的“诗意图”，再引发后来者的观赏题咏，继续创作《西园八咏》，产生新的“题画诗”，图像与文学不仅“互为文本”且不断“依凭再生”。明代中叶，吴门画派与吴中文坛几乎同时崛起，在时间、地点、人员上高度重合，美术与文学的贯通研究势在必行。当然这些问题或许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期待作者能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