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党(韩国政党的结构之（三）内部派系)

政党是政党体系的基本单位，派系是政党内部的组织。需要指出的是，政党、派系、政治人这三种单位在政党体系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通过其它单位相辅相成的行为或作用来确定彼此的存在，发挥应有的功能。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政党变动现象的研究中，特别是对政党分裂的研究，如果从政党的角度出发，由于是以变动对象本身作为分析单位，实际上很难发现导致政党变动的次级变量。因此，这种分析只能流于形式的描述而无法发现变动的本质。相反，如果以政治人为研究单位，则会造成分析单位过多的窘境，分析所有政治人的行为将是一个十分困难、也是不必要的工作。因此，考虑到这一情况，需要对派系构成和主要领袖（精英政治人）的特点进行分析。

与欧美各国的政党不同，韩国的政党并没有走向政党体系稳定化和持续发展的道路，政权的改变则意味着新的在野党和新的执政党的出现。如二十世纪50年代的执政党为自由党，1962年到1972年的执政党为民主共和党，二十世纪80年代的执政党为民主正义党，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的执政党为民主自由党。韩国的执政党大多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执政势力创建，并寄生于这种权利之上，具有强烈的外生型政党特征。因此，执政党是随着执政势力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的。与执政党相比，在野党虽然也随着政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由于在野党不同于执政党，有一定的自生性，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如二十世纪50年代的在野党为民主党势力，到二十世纪70年代时，这些势力再次组建了新民党，而新民党势力在1985年重新组成了新韩民主党，又在1987年组成了统一民主党。而同一民主党的势力中，又组成了二十世纪90年代的在野党民主党，变化之快、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用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即适应性、复合性、自主性、凝集性程度进行比较的话，韩国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仍处于非常低的地位，^[[i]] 韩国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程序规则运作的制度化程度很低。韩国的政党之所以未能取得连续的发展，是因为与欧美的政党相比始终处于一种半政党程度的发展状态。^[[ii]] 从适应性方面看，民主化后，韩国仍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每当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韩国政党则会重复从前解体、消亡和合并的历史，1990年的三党大合并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三党合党后民主自由党分裂成为民主自由党和自由民主联合，不久又将党名改成了新韩国党，之后仅仅一年时间，新韩国党就再次改称大国家党。这种频繁合党、分裂和消亡的现象，正是继承了权威主义时代那种政党与魅力型领袖共存亡的政治传统。复合性是指在功能上存在着多种次级组织，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其运作不受个人或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从复合性方面看，韩国的政党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复合性，但这些次级组织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在权威主义时代，执政党为进行政治动员而发展了广泛的次级组织。韩国的政党虽然继承了这些复杂的组织，但这些组织只是听从政党领导层的意志，单向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已，并没有发挥收集选民和民众政治意见、向上级组织反馈的组织作用，也不具备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功用。此外，这些组织也没有选出中央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的实质权限，只是在选举前才被激活，发挥有限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组织功能上的欠缺，导致韩国政党的发展只能按照政党领袖的短期打算而分合，组织的连续性大打折扣，政党体系本身也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

造成政党组织制度化水平低的首要原因，是因为韩国政党有着魅力型政党领袖支配政党重要活动的传统，政党只是领袖的私有物，个人化特征十分明显。权威主义时代如此，民主化时代更是如此。民主化后，韩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对政治过程的强烈支配，以及以地区竞争为中心的政党政治，民众依然能够认同魅力型领袖对政党完全支配的政治惯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民众虽然对于民主制度、程序的稳定有着较高的期待，但对于少数政治领袖垄断政治的现象只能视而不见，默认他们依照个人意愿分裂和合党的现实，对于煽动地区情绪的举动也盲目支持。这些现象的存在，造成了政党的制度化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政党也因此成为政党精英个人的私产。

欧美干部政党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分权型权力结构，这一点是韩国干部政党所不具备的。从过去五十多年来的历史来看，韩国政党的组织形式更接近于干部政党。如政党的干部均由社会名流担任、议员候选人也由他们中间产生、选举费用的相当部分也由他们自己负担等等。政党的活动也是以议员为中心开展，而党与大众党员之间也不存在大范围的官僚组织。

不具备分权型权力结构，并不意味着韩国的干部型政党内部不存在这种分权型结构的基础：党内干部的团体或派系。精英化的个人政党特征催生了派系现象，韩国政党组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派系的滋生与蔓延。韩国的政党政治，与其说是正式的组织维持着政党的发展，倒不如说是派系主导着政党的功能，支撑着政党的发展。产生这一现象，不仅有前面所言韩国政党是人物政党的原因，也有韩国政党政治特殊性的原因造成了派系和派系政治成为政党组织的核心因素。

韩国政党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派系行为，可以说是韩国人的政治意识所致。形成群体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为了在派系斗争中生存下去，就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一旦形势不利就改变阵营。韩国政党政治中派系现象频发，正是源于此。如果不形成派系，就不可能进入政治圈，更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iii]] 在韩国政党政治中，无论是在朝党还是在野党，都存在着派系现象，只不过在野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在朝党是由强有力的领袖所领导，一切决定均由领袖做出，政党在领袖的领导下更有秩序，派系的公开活动相对困难。从执政党的情况来看，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自由党内部也存在院内自由党和院外自由党集团，同时也存在“族青系”和“非族青系”，以及官僚出身的议员和非官员出身的议员等类似于派系的集团。而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共和党中，也存在新金钟泌集团与反金钟泌集团，在第六共和国时期的民自党中，也有民正系、民主系、共和系之分。但是，这些内部集团与日本自民党的派系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既没有独立于党总裁和领导层的独立组织，也没有相应的权限。从在野党的情况而言，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党分为旧派（旧民主党系）和新派（院内自由党系、兴士团系），第三、四共和国时期的新民党分为金大中系、金泳三系、李哲承系，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新韩民主党和统一民主党也分为金大中系和金泳三系，第六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党也分为李基泽系、东桥洞系等等。

派系的形成有个人情谊的联系、理念与政策的取向、功利主义利害关系等多种原因。从韩国的政党史来看，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主要政党内存在的派系现象多是基于个人情谊原因形成的，一部分是由共同的理念推动形成的。个人情谊原因中，又可分为地缘、血缘、社会经济背景等归属感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民主党在即将到手的权力面前新旧派出现分裂，可以说是功利主义关系所致。正如在“7·29”选举、国务总理提名、组阁等事件中的表现，功利主义的原因尤为明显。

在第三、四共和国时期，派系形成与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功利主义因素。在朝党共和党自创立之初就表现出派系的特征，围绕与金钟泌关系的亲疏分成了“亲金派”和“反金派”，到1963年国会议员选举时时，又分成了主流势力、党僚派、反金钟泌派、旧民主系、新民党系、旧自由党系等5个派系，1965年再次演化成主流与非主流两系。到1968年三选改宪风波前，又分成了推动改宪的“新主流党僚派”和阻止改宪的“旧主流强硬派”，不久又分裂成“四人体制”和旧主流系。共和党内的派系组成大体上是以金钟泌为中心，追随金钟泌派系和反对金钟泌派系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等功利主义关系造成的。^[[iv]]

到第五共和国时，在朝党因为强有力的控制，内部没有发生分裂。而在第五共和国的前期，由于在野党的主要政治人物均被禁止政治活动，也没有表现出内部的派系分裂现象。到后半期时，随着政治解禁的进行，金泳三、金大中逐渐扩大政治活动范围，逐渐产生了上道洞系、东桥洞系，以及“民推系”与“非民推系”等派系。形成这些派系的原因，不仅有个人情谊，也有理念上的原因。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在野党以金大中和金泳三为中心分裂为两个政党，政党内部虽然没有出现派系分裂，但在1990年三党合党后，随着和平民主党与其它小政党的合并，在野党内部开始出现了派系现象。而在在朝党内，原来的在朝党民主正义党和原来的在野党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合党的同时，也造成了在朝党内部派系的形成。

正如上述，韩国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派系，几乎都是缘于个人情谊，或功利主义利害关系。因此，韩国政党的派系中，理念或政策取向造成的派系比较少见。政党中的派系和派系政治有较多的弊端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韩国政党政治而言，也并不见得总是坏事。韩国政党政治中基于个人情谊或功利主义形成的派系，自然会表现出以特定人物为中心的忠诚或服从倾向，派系的行为自然也会尽量满足特定个人或以其形成的人脉的利益要求。从政党的定义看，是“以推动政治主张或政策，实现民众利益为目的”的，可见派系集团的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政党政治正常功能的发挥和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i]] Samuel P.Hung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17， No.3)(April 1965)，pp.386-430.

[[ii]] 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44-272.

[[iii]] [韩]안병영，“한국의 정당체제와 정당내의 파벌형태”， 김운태 외.『한국정치행정의 체계』(박영사， 1982)，p.91～92.

[[iv]] [韩]안병영，“한국의 정당체제와 정당내의 파벌형태”， 김운태 외.『한국정치행정의 체계』(박영사， 1982)，p.9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