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先生(“喷子”是谁：透过社交媒体棱镜看美国网络极端主义)

【编者按】我们在现实世界遭受社会孤立之苦，被我们寄予厚望打破隔离的互联网，如今也日益变成充满隔阂与暴力的场所。《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的作者克里斯·贝尔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他运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新兴领域的工具研究政治部落主义、极端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他利用经过精妙设计的在线实验和深入访谈，证明了走出回声室（信息茧房）会使我们更加极化，而不是减少极化。本书挑战了关于回声室、境外势力和激进算法的常见神话，揭示了社交媒体的功能更像是一面棱镜，它扭曲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增强了追求地位的极端派的力量，让温和派几乎隐形。

本文摘自《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李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4年3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书封

孤独的“喷子”

在对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派进行的研究中，我观察到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线下生活中缺乏地位。……埃德·贝克是一位60岁出头的鳏夫，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他几乎每一天都希望自己能回到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这是一座士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也是他出生、长大和上大学的地方。埃德在20世纪80年代与妻子一起在金融部门工作，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他的妻子在我们遇见他之前的几年去世了。但就像该行业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埃德也陷入了困境，因为大型金融公司不断地辞退大量像他这样的人，而他只能不断地换工作。当他被迫提早使用自己的401（k）计划的保险金以求生存时，他开始对奥巴马政府极为愤怒。当我们见到埃德时，他已经靠食品救济券为生了。他再也负担不起住在自己的家乡，那里正在迅速士绅化，因为该地区具有户外活动的绝佳机会和相对较低的税率，而这吸引来了富有的科技企业家。但是，尽管埃德搬走了，他仍然处在失业和绝望当中。“在这个小镇上，”他解释道，“对所有工作而言我都资历过高了。”

埃德由于长期住在这家汽车旅馆而享有免费的DirecTV电视服务，无论他睡着还是醒来，电视一直都开着。大多数日子里，他醒来时都会看到《福克斯和朋友们》（Fox and Friends）节目——据报道，特朗普每天早上也会收看这个很受欢迎的早间新闻节目。看到特朗普时，埃德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救星。他将妻子生命最后阶段所花费的高昂医疗费用归咎于奥巴马，并认为特朗普是唯一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美国面临的许多其他问题的人。“我认为他很棒，”他告诉我们，“他让我想起罗纳德·里根。”埃德每周都会亲手给特朗普写一封信，要求他在自己居住的内布拉斯加小镇创造就业机会。“我收到了一封友善的回信。”埃德告诉我们，信上说：“谢谢你的关注，我们很感激。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这封信交给总统。”埃德对特朗普的商业头脑印象特别深刻，并花了一些积蓄购买了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埃德认为特朗普竞选公职是为了帮助像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他正在为美国人民……尽其所能。为此我很欣赏他，我很乐意在他名下的酒店里为他工作。我现在还没有红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因为我买不起，但（如果我买了的话）我会戴着它四处走动。”

由于埃德与他所钟爱的日益偏向自由派的柯林斯堡相隔绝，并且几乎没有可在线下碰面的朋友和家人，因此推特和脸书成了他的“社交绿洲”。尽管我们为本书访谈的大多数保守派认为特朗普发推文太频繁，或者他应该更加注意他发推文的内容，但埃德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很满意。“他让我开怀大笑。”埃德告诉我们。在描述特朗普攻击自己对手的方式时，埃德说：“我喜欢这些绰号……火箭人……他（特朗普）让我开怀大笑。”除了通过转发此类攻击性言论来赞扬特朗普，埃德还在社交媒体上向自由派泄愤。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埃德时，他正在嘲笑“墨西哥黑手党民主党人”，他认为这些人阻止了特朗普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埃德像许多其他极端保守派一样，经常攻击希拉里·克林顿或她的家人，甚至在她败选多年后也是如此。例如，每当埃德遇到有关罗伯特·穆勒调查特朗普的帖子时，他要么会在回复中援引克林顿基金会腐败的例子，要么援引他认为比尔·克林顿强奸过的女性的故事。

埃德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极端言论，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宣泄，而且有助于他应对社会孤立。但从与他的谈话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发表极端言论的行为给了他一种强大的地位感。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反复提到自己有“几千”关注者，让他尤其骄傲的是，这些关注者中有几位是著名的保守派领袖。然而，当我在几个月后分析埃德的社交媒体账号时，我发现他只有200个左右的关注者。更重要的是，他之前认为是著名保守派的关注者，实际上只是这些保守派的高仿号。对于埃德和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其他政治极端派来说，社交媒体让他们感觉自己成了一种“微名人”——即便他们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即便他的许多追随者看起来并不像是真的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的人。我们访谈的另一位极端派将这种地位感的影响比作药物滥用：它让你自我感觉更好，即使你知道这可能对自己不好。

除了从己方阵营的人那里获得地位，我们访谈的许多极端派只是喜欢给对方阵营的人增添烦恼。我们影响他人的能力，无论多么不自然、持续时间如何之短，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美国和丹麦的一组政治学家在两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确定谁在网上传播政治谣言或假新闻。他们的发现有些令人惊讶：散布此类虚假信息的人，其动机不仅仅是希望看到己方阵营获胜，研究人员发现他们还有制造混乱的需求——希望看到整个系统都受到影响。研究人员推测，这种需求源于边缘化经历本身——我在埃德、杰米以及我们访谈过的大多数其他政治极端派的案例中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你不认识的“喷子”

埃德与我们访谈过的其他极端派的区别在于，他没有隐藏自己在网上的极端主义行为。这显然与雷·怀特的情况不同。怀特的推特账号里包含的内容非常肮脏，我都希望自己写的是另一个主题的书了。事实上，这些内容是如此令人厌恶，如果你像我一样容易恶心，那么你可能会想跳过这一段。怀特的推特页面没有自己的真名，当你访问该页面时，你将首先看到一大堆粪便。遗憾的是，我说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粪便：人类排泄物。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帖子是这样一张图片模因，它描绘了一辆垃圾收集车，这辆车有一条长长的蛇形软管，软管的一端连接的是一个移动式厕所，另一端连接的是奥巴马的脸。当我快速向下翻动时，情况变得更糟。希拉里·克林顿和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国会议员，如南希·佩洛西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都被一堆粪便包围着，或者在一个又一个的表情包中进行着性行为。我很快就关闭了这个页面，并感到恶心不已。到底为什么有人会做这些事？当我的肠胃变得足够强健时，我又去看怀特的推特内容，发现他平均每天发10个帖子，其中包含一些经过精心处理的民主党人的图片，偶尔也有经过精心处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图片，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当然我认为后者只是被额外添加进去的。

下面的部分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尽管怀特在网上的行为是我们研究中迄今为止最应受谴责的，但他是我们访谈过的人中最有礼貌、最谦恭的一个。我们的研究团队中第一个访谈他的是一位女研究生。他在整个通话中都称她为“女士”，并特意谴责政治上的不礼貌行为。他在描述民主党人时说：“我避免与他们交谈，因为我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大喊大叫和争论不休……我不喜欢与人争论，因为我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安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教给了我一些道理。他说：‘儿子，在生活中，有两件事绝对不能在公共场合与人讨论。’我说：‘爸爸，是什么？’他说：‘第一，政治。第二，宗教。’”尽管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不道德的帖子，但他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们：“我是那种人，我不需要对他人使用粗俗、亵渎的话以及和种族相关的评论，来让他人同意我的观点……我不喜欢那样。”尽管非白人民主党人是怀特在社交媒体上最常攻击的目标，但他也竭尽全力使自己与种族主义者的身份保持距离。“我在这座城市长大，”他告诉我们，“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非裔美国人、西班牙人、拉丁美洲人、中国人和韩国人。我们都像兄弟一样相处，种族主义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想在这里扯远了……这是卑鄙的。”

第一次听到访谈怀特的录音时，我大吃一惊。录音中的人与推特的主人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他推特上的帖子让我质疑自己写这本书的决定。“肯定有某种类型的数据合并错误。”我心想。但是经过多次重新合并，我断定数据没有错误。“也许他在欺骗我们的调查公司。”我怀疑。毕竟，我们在本章开头遇到的自由派“喷子”——杰米曾告诉我们的调查公司自己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也许怀特填写了其他人的推特账号，以此来抗议我们企图侵犯他的隐私。我返回怀特的推特帖子进行调查。他推特上的简介描述了我们访谈他时他提到的同样的工作。他关注了自己所在区域的几个小型组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推文中包含了他在访谈中使用的几句与众不同的话。

在确信受访者确实是怀特之后，我立即再次去看访谈记录，在那些我们询问受访者的问题中寻找我最喜欢的一个：“如果我从没见过你本人，在我查看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之后，我是否能感觉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怀特的回答是“当然”。我意识到，怀特在隐藏他自己。当我们在后面的访谈中请他反思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与在社交媒体上接触民主党人时会有什么区别，他告诉我们，有时他会与办公室的同事进行礼貌的交谈，“但是在交谈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会上线……他们（从）杰基尔博士（变成了）海德先生，并开始使用他们不能在办公室使用的各种粗鲁、粗俗和淫秽的语言”。“想象一下，如果他的同事看到他的社交媒体页面会怎样。”我心想。怀特继续说道：“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做。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很孤独，他们这么做是在寻求关注。他们在镇上得不到关注，他们去酒吧或酒馆也见不到什么人。所以他们开始上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沮丧，当人们回应时，他们会很高兴……我想说：‘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那个在网上表达沮丧情绪的孤独者？其实就是怀特自己。在查看了怀特给我们的调查公司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和房产记录后，我发现怀特是一位单身的中年办公室经理，与自己85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和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其他极端派一样，怀特在网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极端派的“异教团体”

当我继续比较政治极端派在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时，另一件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是他们会非常谨慎地打配合。我们访谈的一位“喷子”给我们讲了关于一份极端保守派名单的故事，名单上的人承诺互相关注。“他们会发送一份名单，我们称之为爱国者、志同道合的人，”他告诉我们，“或者‘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我会浏览一个名单并关注上面的人，他们也会关注我。这是一种往来。”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极端保守派当中。例如，我们访谈了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极端自由派，他告诉我们他为居住在该州保守地区的自由派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脸书群组。他说，该组有300多名成员，一些成员“每月在首府聚餐一次”。他解释说，该团体并没有做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它确实为那些因政治观点而感到被排斥的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归属感。

我还了解到，极端派通过对持有相反政治观点的人发动协调一致的攻击来建立联系。尽管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派似乎最关心的是通过出色的论证来打败对方——最好是带有挖苦式的幽默或讽刺，但我的研究表明，这些攻击也起到了一种仪式的作用，可以使极端派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在我们研究的多个阶段，我都观察到了极端派间的串通联合。我有一个独特的窗口来观察这个过程，因为我们访谈的一些极端派是我们雇来关注网络机器人的用户，这些网络机器人让他们接触持反对意见的意见领袖的信息。在我们用网络机器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在手机上开启了通知，每当有人与我们的网络机器人互动时我都会收到通知，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个研究进行实时监控。有很多次我观察到，极端保守派和极端自由派都对网络机器人转发的消息发表了带有讽刺性或辱骂性的评论，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要看到研究中的其他人在他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以至于我们研究中的三个最极端的保守派开始关注对方。在整整一周时间里，这三个人都在联手攻击我们的自由派机器人转发的许多消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常互相推动，提出越来越极端的批评。

这种行为强调了我在我们访谈的所有政治极端派中观察到的一个共同主题。尽管许多人花费很长时间在网上攻击另一阵营的成员——包括一名男子愤怒地、讽刺地回复了我们的网络机器人在一个月内发布的107条推文——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例如，那个回复了网络机器人这么多推文的“喷子”在推特上讲述了他最近参与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一名被美国拘留的年幼女性移民在墨西哥边境因脱水而死亡。尽管推特上的许多自由派都在指责特朗普政府未能很好地照顾这个女孩，但我们的受访者却在指责这个女孩的母亲：“每个人都在拿这个说事儿，就好像这是我们的错一样。明明是这个女孩的母亲带她走过了沙漠，女孩因此生了病，然后去世了。虽然他们将她空运到医院并且做了其他能做的一切，他们也无法救活她。而突然之间，这就变成了美国的错。”

尽管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与自由派争论这个问题，但他承认自己去影响对方的努力是徒劳的：“我必须对这样的事情作出回应，因为这件事很荒谬。并不是说我的回应会发挥什么作用，因为不管证据是什么，相信这是我们的错的人都会相信这是我们的错。”我们从自己访谈的几乎每一位政治极端派那里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与党派斗争更相关的，似乎是发出关于地位的信号、建立基于地位的联系，而不是说服他人。

我们进行的访谈和定量调查，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多年来产生的社交媒体内容，也让我有条件更深入地探究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有趣的是，我们访谈的一些极端派是改变过政治信念的人。“希拉里·克林顿首次竞选总统时我是支持她的，”一位名叫桑迪·布朗的极端保守派告诉我们，“当她没有获得党内提名时，我投票给了奥巴马，因为我认为让黑人获得自己的代表并治愈种族创伤对这个国家有好处……他听起来很聪明、有爱心并且理性。”但她很快就对这个决定后悔了：“我跟随他，我支持他。我认为转折点出现在他不支持警察的做法时，这在整个国家制造了种族分裂。这基本上是转折点，在那之后我开始质疑他……为什么无论我投票给谁，事情都永远没有改变？我已经参与投票四十年了。我可以看出来，事情在变得越来越糟。我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正在走下坡路。这正是我开始上网并寻找新信息的时候。”在手无寸铁的黑人小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 Jr.）被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警察开枪射杀后，奥巴马批评了弗格森的政府领导人，而我们对桑迪近几年的推特帖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她最初在奥巴马批评了弗格森的领导人之后，对奥巴马发表了一些温和的批评言论。尽管几乎没有人回复她之前的推特帖子，但她对奥巴马的批评在保守派中传播了开来。突然间，她的帖子获得了数十个“喜欢”，她也吸引了许多新的关注者。而且她变得越具有批判性，就有越多的人与她互动。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中期，桑迪转向了共和党阵营。在特朗普当选两年后，桑迪成了他最热情的捍卫者之一，她甚至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缩写“MAGA”放进了自己的推特名称中。

即使大多数极端派没有改变过政治信念，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参与了另一种净化仪式：攻击己方阵营的温和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49岁房地产经纪人埃伦·科恩，她是一位狂热的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像许多极端自由派一样，埃伦关注了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以对他们的观点展开反击。然而，埃伦告诉我们：“我真的无法关注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因为我想朝她脸上打一拳。”埃伦最极端的愤怒所针对的是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些民主党人，他们批评了她所偏爱的总统候选人。她告诉我们，温和的民主党人“蓄意破坏了伯尼·桑德斯获得提名的机会”。“这非常令人失望，”她告诉我们，“因为我认为这就是导致我们无法摆脱特朗普的原因。”埃伦深深融入了推特上的素食主义活动家网络，她经常批评自己所在政党的一些成员，因为他们不同意她关于动物的观点。这些类型的攻击在我们研究的极端保守派中更为常见，他们经常攻击任何批评特朗普的人——比如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他退出了共和党并决定不再寻求2020年的竞选连任。

当我了解了极端派是如何密切监视自己的关注者时，极端派之间建立联系的符号意义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虽然社交媒体网站不会在人们取消关注一个人时提醒用户，但我们访谈的一些极端派会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来识别这些取消关注他们的人。取消关注我们研究的这些极端派（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往往比我刚才描述的温和派更容易受到攻击。在我看来，这种报复进一步强调了“喷子”对自己在网上获得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视程度，以及当他们己方阵营的人与他们断绝关系时，他们有多么不安。

我越深入研究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极端派社群，就越发现他们似乎具有异教团体般的动力学。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00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极端宗教团体都与公认的主流教会保持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在异教团体中，对成员资格的证明往往会成为一种仪式，成员们因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以证明自己对该事业的忠诚而互相奖励对方。对于后来成了特朗普狂热支持者的前奥巴马选民桑迪来说，要想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经常演练自己的保守主义信念。对于埃伦来说，证明方式通常是因其他民主党人的政策而攻击他们，在她看来，这些政策与她真正的敌人——共和党人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证明方式是攻击那些挑战他们对己方阵营忠诚度的极端派，而且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攻击他们。在每一个案例中，我的研究都表明，政治极端派被推向越来越激进的立场，推动他们的是“喜欢”、新关注者以及他们在变得激进时获得的其他类型的关注，或者，他们变得更激进是因为害怕因表现出对主流的同情而受到报复。这些类型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关于20世纪50年代世界末日异教团体的著名发现：人们越是坚定地相信激进观点，这些相信的行为就越难以撤销，而且人们就越依赖这些异教团体所创造的地位和支持系统。

透过棱镜看极端主义

社交媒体棱镜的关键功能之一是，它将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反映给我们。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棱镜不可避免地扭曲了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它创造了一种妄想的自我价值感。我在本章中描述的不礼貌行为就是由这一过程导致的，而且是这一过程被推到极致时产生的结果。许多具有强烈党派化观点的人不会参与这种具有破坏性行为，但参与这种行为的人之所以经常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在线下生活中感到被边缘化、孤独或被剥夺了力量，而社交媒体为这些社会弃儿提供了另一条道路。我和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极端派为自己营造的名声在由其他社会弃儿组成的这些小群体之外毫无意义，社交媒体也可以给他提供一种使命感、社群意识，以及最重要的是——自我价值感。

社交媒体棱镜促使极端派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采取越来越激进的立场。第一个过程是，它使极端主义正常化。随着极端派越来越深地陷入本章描述的寻求地位的、类似帮派的行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际互动的对象都是跟自己持相同极端观点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复接触会造成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称的“一致同意谬误”（the fallacy of unanimity）：极端派开始认为大多数人都认同他们的不同寻常的观点。社交媒体棱镜除了扭曲极端派对自己的理解，还有第二个过程：它扭曲了对方阵营的人的身份认知。更具体地说，社交媒体棱镜让对方阵营的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极端。当极端派发动攻击时，他们往往会与对方阵营最极端的成员进行斗争。正如社交媒体棱镜将一方的极端主义正常化一样，它也因此而夸大了另一方的极端主义——政治学家贾梅·赛特尔（Jaime Settle）在她对脸书用户进行的大范围研究中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不幸的是，这两种扭曲共同创造了极端主义的反馈循环。社交媒体棱镜让自己的极端主义看起来合理，甚至看起来正常的同时，也让对方看起来更具侵略性、更极端和更不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