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日本策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1935年11月25日在通县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年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拼凑的一个傀儡政权。它的出世，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步骤。

基于华北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重要地位，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梦想将其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后，就凭借武力积极染指华北，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此后，就更加紧了“分离华北”的活动。

1935年6月28日，日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指使原吴佩孚旧部的白坚武，以“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名义，率土匪数十人，劫持国民党丰台驻军的铁甲车两辆，驶至永定门，炮轰北平，企图与城内汉奸土匪里应外合，占据北平，组织伪华北政权。当时因国民党北平当局速调军队镇压，其阴谋未能得逞。接着，土肥原又游说于原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孙传芳之间，鼓励他们出来倡导“华北自治。”但在举国一致要求抵抗日寇侵略的浪潮下，这些人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不敢出来公开活动，致使土肥原的阴谋又一次失败。

在此情况下，土肥原贤二转而借口所谓“民众倡导自治”，再次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1935年10月发生的香河暴动，就是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一幕丑剧。但因暴动的祸首武宜亭等手段拙劣，受到人民的反对而流产。此后，土肥原便集中精力向宋哲元等华北地方实力派施展各种手段，逼迫宋哲元就范。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在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有较大势力。宋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并曾参加过冯玉祥的倒蒋活动。因此，日寇认为他是实现“华北自治”最理想的傀儡人物，于是，对他极尽拉拢威胁之能事。

1935年在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成司令后，土肥原曾多次到华北来，煽动组织华北自治政府，使华北脱离中央。他对天津市长萧振瀛提出：（一）宋哲元应通电全国，宣布华北自治政府成立；（二）当时留在华北的中央政府宣传人员必须从华北撤退；（三）平津地区的舆论应予控制，任何反对自治运动的言论必须制止；（四）日本支持宋哲元为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五）日本将扩大对华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后来，土肥原和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以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又把这些要求向宋哲元和我本人当面正式提出。

同年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外相广田弘毅8月5日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停止抗日，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合作）之后，就更加紧了这方面的阴谋活动。

11月12日，土肥原亲自到北平向宋哲元摊了牌，要他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限11月20日以前宣布，否则日军便夺取河北、山东。为配合土肥原在北平的行动，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于同日发布命令，限其部队在十五日前作好从长城外向华北进军的准备。十六日又命令空军作好在二十日进驻平、津地区的准备。与此同时，关东军大批向山海关、古北口等处增兵，又从旅顺、青岛调来巡洋舰、驱逐舰在大沽口海面游弋，并不断派飞机到平津地区上空盘旋示威，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施加压力。

此时的宋哲元处于极端矛盾状态中，以往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尽了窝囊气。六月，因“张北事件”又被国民党免去了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新仇旧恨，使他不满于蒋政权，很想以日本作靠山，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华北抓在自己手中。然而他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投敌。因此，他对土肥原连日来的威胁利诱，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

至11月19日，宋哲元来了个金蝉脱壳，离开北平，避往天津。致使土肥原必须在二十日前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计划又落空。

日寇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对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也积极开展活动，要他们前来北平共商“华北自治”的大计，但因这些人态度暧味，因而收获甚微。商震为避开日方纠缠，索性称病，在保定住进了医院。

面对日寇在华北的活动，蒋介石极为恐慌，深怕华北的实力人物铤而走险，脱离中央。于是，他于11月20日致电住在医院中的商震说：“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同时，蒋介石调动中央军，摆出一旦宋哲元等宣布“华北自治”，就以武力讨伐的架势。

针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日寇一方面于11月19日把大约一个旅团的兵力集中在伪满和华北的边界上，扬言将“不失时机地为达到保护在华北的我国侨民的目的而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则于11月20日派驻华大使有吉明去南京会晤蒋介石，向蒋进一步施加压力。有吉对蒋介石说：“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针对蒋介石“华北本无问题”的回答，有吉态度强硬地说：“华北自治运动，乃是事实，若中央不顺应现势，则华北地方治安不能维持。”日寇华北驻屯军参谋中井增太郎竟追至商震的病榻旁哄骗说：“宋哲元、韩复榘己经同意，你如果迟去北平，便会有破坏自治的嫌疑。”但宋哲元、商震等始终采取模棱两可的敷衍态度。

蒋介石与宋哲元等的态度，使土肥原“分离华北”计划陷入窘境。在此情况下，土肥原才转而策动滦榆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土肥原选择殷汝耕，不仅因其担任着战区（非武装区）要职，更主要的是殷与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密切关系。早在殷汝耕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就通过他的日籍妻子与日军政界要员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赏识。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殷正在上海担任国民党市政府参事，他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日寇极力赞同下派殷汝耕担任战区的蓟密区行政公署专员，后又将滦榆、蓟密两区的领导职务聚于他一身。在此期间，殷汝耕向其日本主子卑躬屈膝，竭力讨取主子的欢心，以便以日寇为靠山，实现其飞黄腾达的政治野心。因此，当土肥原提出由他首先倡导“华北自治”时，殷汝耕受宠若惊，欣然从命。11月23日，土肥原与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某旅馆密谋策划，决定首先在冀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傀儡政权。

11月24日晚，殷汝耕匆忙赶回通县老窠，当即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宣言。声称：“自本日起（即11月25日），脱离中央，宣布冀东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向宋哲元、韩复榘、商震、萧振瀛、徐永昌、傅作义、秦德纯、程克等发出了类似的通电。

25日上午八时，殷汝耕在通县蓟密区专员公署召开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有：该会外交处长霍实、民政处长张仁蠡（兼秘书处长）、财政处长赵从义、保安处长董凤翔、教育及建设处长王厦才、委员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池宗墨、殷体新等。首先由殷汝耕报告组织该会经过，宣布由即日起开始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移交完毕。并将蓟密专员公署牌额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大会还作了如下决议：（一）设立监理处，监理冀东二十二县交接事宜。（二）设立冀东二十二县税款接受委员会，接收各县税收。（三）在唐山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办事处”。（四）派霍实赴北平日大使馆及武官室，殷体新赴天津日驻民军部及领事馆，向其说明（1）本会成立经过，（2）脱离中央宣布自治，（3）尽力维持地方治安，（4）负责保护侨民等。至上午十时许散会。霍实、殷体新当日即赴平津，向日方汇报。

成立大会后，殷汝耕对中外记者宣布他的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

（一）该会所属区域未考虑易帜。（二）所属二十二县税收，县方每年二百八十余万元，省方三百余万元，国方五百万元，该会特组接受委员会，从事接收。惟关盐两税，因外交关系，不予过问。（三）所属境内之币制，暂时不动，将来当有办法。（四）设立铁路监理处，监督区域内铁道事宜，北宁路榆关塘沽间，即由该处派员监督。（五）所属人口，据最近统计，共四百六十七万余人。（六）保境实力，现有保安队一万四千人；民团（常备团一万二千人，散在各地的十万人）共十余万人。（七）该会为办公便利起见，在唐山设立办事处，派委员殷体新为处长。（八）该会成立后对所属各县县长并不变动。（九）滦蓟两专员公署，前日（二十三日）已停止办公，定于本月底结束。（十）塘沽停战协定废除与否，尚不作决定。

接着，殷又宣布了该会组织大纲，主要内容计有：“（一）本委员会根据《塘沽协定》特定之区域为范围，脱离中央政权，完成人民自治，以防止赤化，敦睦邻邦，尽力于确保东亚和平而增进人民福利为目的。兹依据四百万民众之希望，在通县组织成立委员会，为军政最高负责机关。（二）本委员会为会议制，由委员中选举委员长一人为议长，并负军政一切责任。（三）委员会组织为委员长一人，委员八人，秘书长一人，下设秘书、保安、外务、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税务管理、铁道管理各处，并在唐山设办事处。”

殷汝耕拼凑起冀东傀儡政权后，便按照其施政纲领积极实施。11月25日晚八时，该会驻唐山办事处处长殷体新到唐山就职。26日，委任原北宁路局秘书陆逑为北宁路新榆段监理处处长，并开始执行监理职务。殷体新还亲到市内各税局要求接收，因各地局长坚决拒绝，遂改派员监视，并截留税款。28日，又委托薛镇铃为市税务征收局长，并将原税局大部职员更换。殷体新还派出战区特警第四总队赵霄部严密监视全市电报、电话、邮局及车站，唐山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为配合殷汝耕的行动，扩大“自治运动”的声势，11月2日，日驻津特务机关唆使汉奸、流氓在津游行示威，高呼“实行自治”等口号，占据市立图书馆、东马路第一通俗讲演所等处，并分批向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和津沽保安司令部请愿。一批汉奸、流氓还以所谓“天津自治界代表”、“天津市商会代表”等名义，向外界发出“自治”通电，虚张声势。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也由沈阳赶到天津，打出所谓“华北自治委员会”的旗号，并收罗汉奸、地痞、流氓组织“华北民众自卫军”，准备接收天津。更有甚者，在11月27日，日军武装出动，竟强占了丰台车站和天津总站、西站，阻止平汉、津浦两路客、货列车南开。同时，日军又从关外向平津增兵，以此威胁国民党政府，并为汉奸卖国贼撑腰打气。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自治运动”的罪恶行径和殷汝耕的卖国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表示声讨。还在殷汝耕拼凑的傀儡政权尚未出世的11月24日，北平教育界名流学者二十余人就共同发表宣言说：“近来外界有伪造名义破坏国家统一的非法活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人，郑重的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全力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冀东伪政权问世后，群情更加激愤，北平、天津、上海、河北等地教职员和学生，声讨的宣言、通电象雪片一样飞来，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钢铁意志。

面对日寇和汉奸日益猖狂的活动以及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相应地做点表面文章。11月26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在代理院长孔祥熙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并决定缉拿汉奸殷汝耕，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同日，将上述决定以政府命令形式公布。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就认准了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可欺。在国民党上述命令发布的第二天，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会见孔样熙，公然威胁说：“华北自治运动，乃系中国之内政问题，非日本政府所能干预。然而若国民政府采取无视舆论之手段，例如逮捕殷汝耕之行动，则日本政府将不得已出于何项之处置，事态将陷于恶化……”同日，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发布公告，说什么：“华北顷近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如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为中国官方计，莫如采取适当之步骤，以应付自治之要求也。”

国民党政府所谓“缉拿”殷汝耕等命令，本来就是做做样子的一纸空文。经日寇这样一威胁，只好默认冀东伪政权的存在，这就更进一步助长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

1935年12月25日，殷汝耕又按照其日本主子的旨意，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伪政权的出现，使面积一万平方英里的冀东二十二县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个地区的资源、工业、关税完全落于日寇之手，他们并且利用这个地区为贩毒、走私的根据地，以及土匪和汉奸的庇护所。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更加肆无忌惮，汉奸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答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935年12月1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两任委员长殷汝耕、池宗墨被国民政府逮捕，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并于1947年12月1日执行枪决。一手策划冀东事变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土肥原贤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