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枪炮、病菌与钢铁》书评：“地理决定论”的胜利？)

本文转自作者 | 熊易寒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布罗代尔与阿西莫格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多维历史时段理论。长时段即地理时间，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的时间，用来考察人类历史变迁的长期趋势与其紧密关联的是结构，包括地理结构、生态结构、文化结构等。中时段即社会时间，指的是人口增减、工资变化、利率波动、价格涨跌、制度变迁等周期性现象。短时段即事件时间，指的是各种突发性事件。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是最任性和最具欺骗性的时间，而长时段特别是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布罗代尔不像传统史学家那样最关注热闹的人物与事件，而是特别看重地理环境对人文和制度的影响。

如果说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是一种史观，那么戴蒙德则为布罗代尔的学说提供了系统翔实的论证。《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一部“地理决定论”的作品。作者的问题意识源于新几内亚的亚力之问：“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的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什么名堂？”亚力之问可以转化为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不同大陆上的人类文明进程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戴蒙德提出了一个以地理环境为起点的解释：人类走出非洲，先是进入欧亚大陆，此时尚未发展出高超的狩猎技术，这使得大型哺乳动物可以与人类长期共存，共同进化；当人类进入美洲的时候，掌握先进狩猎技术的人类很快消灭了大型哺乳动物，导致美洲大陆上缺乏早期农业发展所需的牲畜。欧亚大陆的人们在与大型哺乳动物共存的过程中，逐渐驯化动物，并开始种植粮食，从而进入农业社会。美洲大陆的人们则继续从事狩猎—采集活动。欧亚大陆是东西向大陆轴线，东西部的日照一致，气候带差异小，动植物的物种很容易跨域传播；非洲和南北美洲则是南北向大陆轴线，跨越多个气候带，给物种的传播带来了天然障碍。总而言之，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和非洲等地适于被人类驯化的物种较少，导致这些地区被驯化的动植物不能为当地人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食物组合，种植粮食的性价比不如狩猎—采集。于是，欧亚大陆在农业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狩猎—采集经济相比，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高，人口密度大，从而催生了劳动分工和贸易，形成了等级制和国家。而在新几内亚，物产丰富，人们可以靠天吃饭，不需要繁重的农业劳动，人口分布也很分散，有部落而无国家。

由于欧亚大陆人口众多且密集，人畜共居，病菌更容易传播和变异。让人类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往往是人畜共患的细菌或病毒所致，譬如鼠疫、天花、流感。古罗马的天花、14 世纪的黑死病都曾经让欧洲的人口剧减，剩下的人口都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可以与病菌和平相处。但是，在欧洲殖民者进入北美洲之后，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病菌给当地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95%的印第安人都死于这些欧亚大陆的传染病。

欧洲的分裂状态导致战事频仍，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催生了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战争推动了官僚制和国家机器的发育，也带来了科技的发展，枪炮和钢铁由此诞生。而美洲的印加帝国连轮子也没有广泛应用，因为没有大型牲畜可用于拉车，也就没有对车轮的需求。

不难发现，戴蒙德的解释框架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更具微观层面的证据，从而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政治学家罗宾逊的经典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则在戴蒙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地理影响经济发展的因果机制进行了更加精致的刻画。三位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同样是西方殖民地，自然禀赋也相差无几，最后的经济增长绩效却相去甚远？他们区分了殖民地的两种制度安排。一种是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殖民者不会去保护居民的财产权，而是大肆掠夺当地人的财富，譬如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将南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母国。另一种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殖民者会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的制度，保护财产权，鼓励贸易。显而易见，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建立“好制度”，而另一些地方会选择“坏制度”？这就需要回到制度建立的初始条件。

在没有疫苗和抗生素的时代，跨洋旅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多殖民者因此丧生。殖民者的死亡率会深刻影响殖民者的制度选择。如果一个地区不适合殖民者生存，那么殖民者更可能建立一个掠夺性的政治制度，否则会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具体的机制是：潜在殖民者死亡率→是否选择定居→早期制度→当下制度→当前的经济增长。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对欧洲殖民者死亡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受疟疾和黄热病影响，殖民者在南美和西非的死亡率很高，以致无法在当地定居，南美殖民者早期仅仅在沿海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而在北美，欧洲人携带的病菌让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相反当地却没有让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病毒，因此欧洲人在北美大量定居，复制本国体制，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由于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形成很强的路径依赖，早期的制度安排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持续地影响这片土地上的社会福祉。

从一定程度上讲，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布罗代尔与阿西莫格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将地理时间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是极具启发性的，但他的叙事过于庞杂，缺乏清晰的逻辑和线索；戴蒙德则用娓娓道来的文字和清晰雄辩的逻辑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实证研究，则是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理论命题进行了社会科学的检验。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政治制度只是“中时段”变量，地理环境才是“长时段”变量。三部经典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宣示了“地理决定论”的胜利，虽然戴蒙德认为自己并不完全是“地理决定论”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