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6(带你看看1666年瘟疫流行期间伦敦的社会隔离是什么样子)

安娜丽·纽维兹女士是美国科技界颇有名气的评论家，日前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带我们了解了350年前英国伦敦是怎么面对疫情的，跟现在英国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做法真是大相径庭。她说人类已经和瘟疫斗争了数千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1665年的春末，鼠疫开始在伦敦肆虐，瘟疫如同一个贪婪的死神吞噬伦敦的人口。许多英国人认为1666年将是世界末日，如果还原到当时那个年代，我们真不能说他们是杞人忧天。 到秋天，这个城市每周大约有7,000人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1666年的大部分时间，最终以伦敦死亡10万人，在整个英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三的代价而收场。

编年史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大瘟疫》的作家），他也是一位英国政治家，在伦敦最黑暗的那段时间里，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他写到“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以至于人们走在街上都会被尸体绊倒，并忧心忡忡地看贴在公共广场上的公告，公告上有每周死亡人数。”

1665年8月，佩皮斯描述了步行去格林威治的经历，“我看见一具棺材，里面有一个尸体，死于鼠疫，尸体昨晚在库姆法农所属的一块农田了发现，教会没有安排人将其掩埋，尸体就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停放着，真是太惨了。”为了确保没有人-甚至包括死者家属-靠近尸体或掩埋尸体，教会派出了一名警卫。 “这种疾病使我们比一条狗还要可怜。”感觉就像世界末日。然而，这也是英国科学复兴的开始，当时医生进行了隔离以及社会隔离的实验。我们今天采取的一些类似措施就是传承了以前的经验。人类数千年来一直在与瘟疫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1665年夏天，瘟疫袭击了英格兰，那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动荡时期。这个国家深陷第二次英荷战争，这场严重的海军冲突摧毁了英国经济。但是内部政治冲突有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在五年前的1660年，查尔斯二世国王从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议员手中夺回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尽管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但国王还是将他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用铁链进行捆绑，并被判处叛国罪。宣布罪名后，国王命令士兵将克伦威尔的头颅与两个同谋的头颅一起放在威斯敏斯特厅上方20英尺的顶上。克伦威尔的脑袋一直呆在那儿，凝视着整个被瘟疫吞噬的伦敦。

战争和社会动荡加快了瘟疫的蔓延，起始瘟疫早在几年前就已在荷兰爆发。当时查尔斯二世在砍掉克伦威尔的脑袋前就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科学进步上。他批准了伦敦皇家学会的成立，这是一个古老的科学机构，今天被称为皇家学会。

由于他对科学的有着极大兴趣，所6以医生和政府官员迅速使用了社会隔离方法来遏制鼠疫的蔓延。查尔斯二世在1666年发布了正式命令，下令停止所有公共聚会，包括葬礼。伦敦的剧院已经关闭，同时还暂缓对新酒吧的经营许可，牛津和剑桥两所著名院校也被迫关闭。

牛顿是被送回家中的学生之一，他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富裕阶层，因此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乡下的别墅中安顿下来。殷实的家境帮他度过了瘟疫之年，就在那时奠定了他创造微积分基本思想。

当时的伦敦不太好过，虽然隔离手段是在14世纪的第一波鼠疫疫情中应用的，但在大瘟疫期间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部署。一旦有人被排查出是鼠疫病例，那么与他共处一室的人都要求被隔离。执行隔离任务的人在被隔离的房屋门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旁边的纸条上面写着“耶稣怜悯我们”。

政府向被隔离人员提供食物。 40天后，看守人将红十字涂成白色十字，命令居民用石灰对房屋进行消毒。医生认为，鼠疫是由空气中的“有毒的气体”引起的，所以应时刻保持室内的卫生和通风，他们并不知道这也是消灭实际传播者——跳蚤的好方法。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安分守己。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法律文件显示，1665年4月，查理二世下令对一群人“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将十字架从门上带走的人进行严厉地惩罚。这让人想起所有那些在疫情期间仍去佛罗里达海滩的现代美国人，尽管公共卫生专家对他们说“建议尽量待在家里”。

佩皮斯是信奉科学的人，他试着听从医生朋友的建议。这包括将吸烟作为预防措施，因为烟和火会净化“不良空气”。 1665年6月，瘟疫爆发，佩皮斯描述了第一次在门上看到红叉时的情况。他写道：“这使我对自己和我的呼出的气息感到厌恶，以至于我不得不购买一些烟草来闻和咀嚼，这会消除人们的厌恶情绪。”将吸烟做为防疫措施确实是一个荒谬的建议，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好的建议。比如在当时大瘟疫期间，店主要求顾客使用那个年代的洗手液吸收，将硬币扔进醋碟中进行消毒。

就像一些美国政客将冠状病毒归咎于中国一样，17世纪的英国人也将传播瘟疫的罪名强加给荷兰人，而伦敦人又会受到歧视。佩皮斯先生已将他的家人搬到了伍尔维奇的乡间别墅，并在日记中写道，当地人“对伦敦人不屑一顾，对任何由此而来的事物表示怀疑，甚至怀疑伦敦已经不存在了……我不得不说我一直住在伍尔维奇。”

到1666年后期，瘟疫已开始从英格兰消退，但另一场灾难接踵而至。秋天，伦敦发生了火灾，大火在一周之内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市中心。造成的巨大的损失，部分原因归咎于市政官员反应迟缓。这场大火使7万名伦敦人无家可归，极易引发骚乱。伦敦市长发布撤离该城市的命令时，他写过一篇文章表达当时人心惶惶的程度：我和我的朋友在我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坑，两个人在那里埋了奶酪、酒和其他东西” 。”直到现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人们仍然会囤积一些奇怪的东西，例如厕纸或奶酪。

尽管发生了战争，瘟疫和大火，伦敦仍然奇迹般幸存下来。由于城市居民使用相同的基本街道布局，重建速度相对较快。 1667年，佩皮斯在恢复往日繁荣热闹的城市中，将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并将他的思想实施到政治中，并取得了新的发展。佩皮斯幸存下来。但学者们仍不确定他是否曾经取回他当初埋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