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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武力”和“宣传”是一个政党必须着重抓的两方面的话，国共两党都犯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国民党重视武力，忽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发动，而共产党则是重视宣传和群众运动，而忽视了抓武力。

一、发展军事工作的存废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虽然参与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工作，但却认为这是在帮国民党工作，是为国民党发展武装。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搞好自己的军事工作，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在连续四届中央机构中，一直没有设立军事部。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陈独秀等人认识上的缺陷有关，也与莫斯科方面一味支持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重视中共的军事工作有很大关系。

对于莫斯科方面不重视中国发展武力的倾向，至今仍然为国内的研究者所诟病，视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莫斯科的解密档案显示，共产国际并非始终都不重视中国的军事工作，实际上曾出台过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共军事工作计划。

时间是在1925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主任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至关重要的信，专门谈中共的军事工作。

瓦西里耶夫在信中指出，五卅运动走向低潮意味着将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会有更加顽强的武装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以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工人部队和农民部队。他具体指出：

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是它的基本干部来源，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单位。在城区和市内，应当把部队联合成更大的由秘密信号、动员计划等联系起来的战斗单位。

……极其重要的是，要使每支部队都有坚强的共产党核心。部队的指挥人员应当从特别可靠的人中，当然最好是从共产党员中挑选，或者从承认（由相应的党委所代表的）党的威信的非常人员中挑选。

在信中，瓦西里耶夫将农民武装问题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这可谓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知灼见啊！

瓦西里耶夫提出，建立农民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信中，他还就组织农民部队的有关问题，如对农军的训练、与工人纠察队的联系、部队的管理等，向中国共产党作出详细的指导。

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基本以瓦西里耶夫的信为蓝本，只是将其更系统化了，而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而现实的任务，这就是：组织军事部。《指示》强调说：

“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在党的经常不断的和非常警惕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

《指示》对于军事部的组织结构、军事部的职能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工作的重视，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的热度。莫斯科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这年9月，瓦西里耶夫突然变了卦。9月21日，瓦西里耶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一个全方位指导中共中央的指示。其中强调：

建议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5）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

从要求中共中央重视军事工作，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到不主张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领导位置，批评中国共产党过于重视军事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只能作出如下推测：

自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戴季陶主义”应运而生，国共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面对这样的形势，共产国际为了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只能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这年7月1日，在鲍罗廷亲自指导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共产党人是否在新成立的政府中担任职务?这个问题就提上了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为了不引起国民党人的怀疑，打消国民党人的顾虑，特别是避免给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人提供口实，共产国际只能要求中共收敛锋芒，既不向国民党发号施令，也不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政府收敛锋芒，既不向国民党发号施令，也不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共产国际的指示，给陈独秀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本来国民党内的排共情绪就给陈独秀造成很大压力，使他产生了与国民党分手的想法。现在，陈独秀更是认为，既然共产国际不让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那实际上就是将共产党置于“在野党”的位置。既然共产党是“在野党”，那就不必与国民党搅和在一起，最好是各干各的。

长久以来，有许多人批判陈独秀的“在野党”思想，认为是他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职务，很显然是冤枉陈独秀了。

二、左派？右派？反动派？

戴季陶是从辛亥革命时起就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1925年春夏，他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章，以“权威”身份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五卅运动后，他又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一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一面又批评左派分子只讲空话，不问实际效用。戴季陶还在他的小册子里罗列了共产党人的种种“罪状”，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个小册子公开发行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些反对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人，对“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拍手叫好。

“戴季陶主义”出笼不久，1925年8月20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遇刺身亡。廖仲恺积极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于一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反对国共合作、与军阀勾结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廖仲恺被害，以及在北京的右派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上海的右派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的猖狂活动，使陈独秀再次面对难题。为了研究应对国民党的政策及其他重要问题，陈独秀决定召开中央全会。

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在维经斯基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陈独秀检讨了中央在认识国民党派别上的失误。他指出：

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

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地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

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

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目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

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可是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民党左派之特征。

为了使全体党员能够分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反动派，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对这三个派别作出以下界定：

左派：1.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底；2.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3.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4.联络苏俄与共产党；5.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右派：1.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2.主张劳资妥协；3.为保育政治（指所谓仁政和贤人政治）而反对军阀；4.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5.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

反动派：1.勾结帝国主义；2.摧残工农运动；3.勾结军阀；4.反对苏俄与共产党；5.自身即是反动势力。

通过对国民党派别的分析，会议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如何实行这一政策呢？会议还制订了相应的方法：“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我们的党应当积极地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具体说来就是：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二）工农群众之获得；（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地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地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会议决定共产党人不在国民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据陈独秀后来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曾提出与国民党分裂的建议。他说，共产党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但他的意见受到了维经斯基和其他人一致严厉的反对。

因为陈独秀是非常重要的当事人，按照他的回忆，应该说这次会议拒绝了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建议。

事情很清楚，陈独秀与维经斯基都认为，目前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开始束缚共产党人的手脚。但二者的不同在于：陈独秀是主张采取急进的方式，立即退出国民党，以彻底实现共产党的独立；而维经斯基则主张采取缓进的方式，在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下，从现在开始，准备由党内合作向党外合作过渡。

维经斯基在全会上批评陈独秀立即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时，可能并没有将自己的实际想法讲出来，所以给陈独秀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反对退出国民党。不过，在他指导下形成的决议，实际上已经贯彻了他的意图。这就是：不占据国民党的领导职位，以便为最终退出国民党做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的急进方式，还是维经斯基的缓进方式，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不过，准备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连同共产国际不准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地位的命令扭结在一起，对陈独秀后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是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三、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谁好谁坏？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后，鲍罗廷利用调查“廖案”的机会，开始有意扩大蒋介石、汪精卫的实际权力。很快，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蒋、汪就以与“廖案”有涉为由，将国民党内握有重权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赶出了广州。这一举措使得当时在广州的一些老国民党人，如邹鲁、林森等，大有“兔死狐悲”之感，遂对鲍罗廷生出许多不满来。

这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以林森为主席、邹鲁为秘书长，率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宣传“沙基惨案”的真相，争取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而林森、邹鲁却认为，派他们二人北上，是鲍罗廷的“阴谋”，是要把他们也像胡汉民、许崇智一样，赶出广州。

于是，他们对鲍罗廷的不满转变为仇恨。当北上行至上海后，他们即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枪、谢持、邵元冲、戴季陶等人商议，决心发起反共驱鲍运动。

10月14日，林森、邹鲁等人到达北京。10月16日，林森、张继、谢持、邹鲁、石瑛、茅祖权、傅汝霖来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要求由北京执行部出面发出通告，邀请在京各中央委员连同上海执行部各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决定对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林森等人的要求不符合组织原则，遂遭到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于树德等人的拒绝。

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林森、谢持等人早已深恶痛绝。由于执行部由李大钊负责，许多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给予了坚决抵制，故他们早就把北京执行部当做眼中钉。这次遭到拒绝后，他们便于10月25日率四五十名打手冲进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捣毁了许多设施。第二天又指挥二三十人，手持铁杖，准备强占执行部。由于当时许多党员在执行部集会，这些人未敢动手，只好悻悻离去。

由于北京执行部的抵制，林森等人以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发起反共会议的意图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只得另谋他计。经过一番商议，他们认为到远离北京的张家口去开会更为合适。但当他们将计划通知冯玉祥以后，却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万般无奈之际，他们不再顾忌北京执行部是否反对，决定仍在北京召开会议。为了使此次会议名正言顺，他们称其为“国民党一届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11月16日，聚集在北京的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枪、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人，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出“铣电”，要求上海执行部转在沪各委员，“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他们还致函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力陈“反共”之必要，要求国民党中央与他们一致行动。

11月23日，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中央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叶楚枪、邹鲁等。列席会议的有监察委员谢持、张继。林森任会议主席。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共开会22次，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多项提案。会议选举了所谓“中央领导机构”：以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他们便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且创办《江南晚报》作为其宣传喉舌。之后，便派人到各地活动，以扩张势力。

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牌，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由西山会议派把持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借着“国民党中央名义”，向各地发号施令。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员受到他们的蛊惑，便跟着他们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作对，攻击共产党。

而在广州国民党集团内部，也受到西山会议派的影响，以“孙文主义学会”为首的右派分子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一时间，“反共”浪潮在各地涌动。时任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古比雪夫称，这是一股“达到顶峰的右倾潮流”。

陈独秀一直注意着国民党右派的新动向。在得知西山会议召开后，陈独秀立即于11月25日通告全党，要求各地以国民党党部名义通电反对西山会议，号召国民党员团结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周围；同时严促广州国民党中央迅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决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12月2日、9日，陈独秀又接连两次通告全党，要求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宣布西山会议无效。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使国共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对付西山会议派，需要陈独秀拿出明确的态度。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说明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人物已经背离了国民党的党纲和奋斗目标，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国民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所以，共产党就不能以对待国民党内的派别来对待他们。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基本上得到落实。西山会议派受到国共两党严厉的谴责。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宣布西山会议为违法。

《决议案》根据西山会议派分子的不同情况，对其作出如下处分：

（一）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

（二）居正、石青阳、石璞、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伦、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12人，附和谢持、邹鲁，除张知本外，均参加西山会议，实属违背纪律。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12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贵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此12人中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执行纪律。

(三）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他参加西山会议筹备会，但未参加正式会议，离京之日且表示悔悟。念其为党奋斗有年，应由大会给予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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