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礼法之争”：礼教的根为何这么深)

【金融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中国社会还是把“礼”看得远高于“法”？这跟我们探究的金融有什么关系？2016年4月的一天，一场血案发生在山东。缘由是债务纠纷，苏女士此前为了维持自己公司的生产，借了100万元高利贷，月利息10%，后来无力偿还。放贷方派10人前往讨债，先是把苏女士和儿子于某监视起来，母子走到哪儿，催债者跟到那儿，连去吃饭也被跟随、看守。后来，母亲被催债者用下体侮辱、脱鞋捂嘴。在警察介入了4分钟随即离开之后，纠纷再一次延续。面对无法摆脱的困局，于某选择了持刀反抗，杀死一位、刺伤三位。

儿子因为受辱的母亲而杀人，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判决结果一出，社会舆论轰动，网上舆情一边倒地同情报仇的儿子。虽然高利贷使部分人同情于某的母亲，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儿子为母报仇，符合儒家的“礼”，违法杀人也能谅解。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礼要大于法！

为什么“礼大于法”呢？如果“礼大于法”在古代有它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到今天，这些“道理”是否还成立呢？

“礼大于法”的古代逻辑

之前谈到过，在孔子和孟子看来，“礼”是实现“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的关键，而最为重要的“礼”是儿子对父辈的无条件孝敬、妻子对丈夫的无条件忠贞。换句话说，如果儿子的孝敬是有条件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打折扣的话，那么，“养子防老”体系下的跨期保障就变得不确定了，父辈就有理由担心老无人养、生老病死无人管了。

如果不坚守“礼”的绝对性，“养子防老”这套儒家安身立命体系就会散架，老百姓就会失去安全感。一旦人们不能安心生活，社会秩序就会崩溃，暴力与战争又会成为常态。

我们通过两个例子看礼大还是法大的“礼法之争”传统，第一个例子是《烈女传》中赵娥的故事，她的故事跟山东于某血案非常相似：

东汉女子赵娥，父亲被恶霸李寿打死。赵娥的三个兄弟都想复仇，但都没做成。后来兄弟三人死于瘟疫。听说赵家的男丁已经全死，李寿特开心，认为不用担心赵氏的弱女子了。没想到，赵娥悲愤交加，买来一把刀，天天磨刀，准备复仇。

邻里听说她要复仇，都劝她：“你一个纤纤弱女，怎么斗得过那恶霸？不如就此算了吧。”

赵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大仇不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终于有一天，赵娥碰见了李寿。一番撕打后，赵娥扑上去用手扼住李寿的咽喉，掐死李寿，然后割下头颅，去县衙门自首。县令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很钦佩赵娥，但同时感到很为难。按照国法，杀人者死，但按照儒家教义，为父报仇是大孝，“百善以孝为先”。怎么办？县令最后作出决定：自己辞官而去，为的就是拒绝受理此案，同时暗示赵娥赶快逃走。

后来，当地高官联名上书朝廷，大意是：考虑到儒家的教诲，且圣朝“以孝道治天下”，请求皇帝法外施恩，赦免这名孝女的死罪。汉灵帝最终下旨，不仅免去了赵娥的死罪，还封她为“孝女”、“烈女”，以示褒奖。

所以，在汉灵帝看来，当礼与法发生冲突时，礼排在法之上。

第二个故事是1907年晚清的最后一次“礼法之争”，当时正在修订《大清新刑律》等法典，争论的一方是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其不应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另一方是以沈家本、伍廷芳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采用世界通行的法理，以法律精神为第一。

争论焦点之一是“存留养亲“，这是北魏孝文帝开启的制度，意思是：犯人的直系尊亲属如果年老应得到关照，若家里无其他成年人，而死罪又非十大恶，那么，可以申请缓期执行，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犯人留下照顾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对”养子防老“的具体体现，也是“礼大于法”的一例。

就这一条，法理派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关于子孙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的问题，则更是两派争论的焦点，也是礼与法的冲突最为集中的地方。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法理派则认为：“国家刑法，是君主对于全国人民的一种限制。父杀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杀其父，则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为平允”，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可是，虽然争论热闹一番，清廷在新刑律后，还是附加五条《暂行章程》，规定：对尊亲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子对丈夫的杀伤害等罪的刑罚；减轻尊长对卑幼、夫对妻杀伤等罪的刑罚等，比如父杀子就未必上刑。最后，还是以礼胜利。

今天还是“礼大于法”吗

在儒家“礼”的规则里，为什么为父报仇、杀害别人是一种大孝，应该奖励？在擅自杀人挑战法律权威的时候，在礼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为何把礼排在法之上？答案在于我们之前说的：原来没有金融市场，也没有政府福利保障，“养子防老”是全社会的依赖，而如果子女对父辈的回报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那么，“养子防老”这种隐性契约就要打折扣了！父辈对子女包括人身的支配权也是为了强化这种契约的神圣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的法理派虽然紧跟现代法学原则，坚持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出发点，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中国人没有金融市场或者社会保障去替代家庭、家族这个“养子防老”体系，就很难把法摆在礼之上。现代法理的执行需要有金融市场作为基础的。否则，只要“养子防老”是大多数人解决生老病死挑战的方式，“礼大于法”还会是主流道德。

这就把我们带回山东血案。在当今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方方面面的金融市场，生老病死保障也有多种可选方式，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是普遍支持于某，认为他应该为母报仇，包括杀死行辱者？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法大于礼”的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延续，一时间内还难以走出“礼大于法”的思维。

或许，更多人需要认清儒家礼教背后的逻辑。形成一套文化体系的特定历史条件一旦变化，其价值观念自然会变，只是变化需要时间。

今天我们首先谈到，在儒家学说里，“礼”是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基石。如果社会普遍不遵守礼，那么这个秩序就不复存在，“养子防老”体系就没有执行的基础。其次，从东汉赵娥的故事到晚清“礼法之争”的故事，最后都以“礼大于法”胜利，道理就在于中国人需要靠这个达到安身立命。但是，到今天，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养子防老”不再是城市人的唯一依赖，所以，人们对山东血案判决结果的反应应该只是一种过渡现象。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