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自胡志明市(这行将在香港消失,曾左右无数大陆人命运,如今却沦为“低保户”)
记者/杨宝璐
编辑/刘汨 宋建华
校对/刘翠琴
△杜安在打字机前用尺子一行行比着写
杜安的摊位上,纸堆从脚下一直摞到头顶。随便抽出一张来,都有些年头。这些都是他的客户拜托他写的税单,根据香港法律,报税的底单,至少要保留七年。
他在这档口干了40年,似乎从来没想过去怎么整理一下这堆故纸,只是把超过七年的底单叠在下头,泛了黄。
纸张的颜色枯槁,记录的香港40年变迁却是浓墨重彩。
香港人叫杜安和同行们为“写信佬”,也有尊称他们为“平民师爷”的。说到底,就是替不识字的人报税写信。
在写字行当鼎盛的时期,杜安所在的市场业务繁忙。而如今,这里只剩下7家仍在营业。
一单活儿,只需要核对,打印,填表和邮寄几个简单的步骤,但他做得很慢,不是因为做不快,而是因为一天只有那么几单活儿,做完了,漫长的白天不知该如何消磨。
△“梁老易”在自己的店铺里等待生意上门
文书
玉器市场地处油麻地街巷,分为东西面店铺,杜安的铺面就在东面的8号。门面窄小,只有三四平方米的样子,屋里一张桌子,摆上台打字机,吃饭的家伙就算齐全了。
杜安看上去不显老。他68岁了,头发染得黑油油,腰板挺直;但岁月不由人,虽然戴着眼镜,还是看不太清,密密麻麻的账单上一排排的数字,要拿把尺子,一行行地比着写下去。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父亲就从事这一行,并以此养活了三个儿女。那时候,写信是个好行当。在当文书先生之前,杜安的父亲在会计楼里做文员,薪水不抵写信,索性自谋出路,在市场里租一个小格子,写一个报税单,可以收两三块钱。
做这行需要对法律法规,政府文书和办理方式,以及财务报表有着相当的熟悉。从小,杜安就帮着父亲料理摊子,一来二去,也就无师自通。
1977年,杜安中学毕业,在码头做装卸工作。早些年,他算是学历比较高的“学生哥”,英文张口就来,还会写——“很多人只会说英语,但不会写。”
杜安也爱看小说,赶上香港文学比较发达的时期,读林燕妮,读金庸,还专门找来个本子抄写中英文金句。
70年代香港航运行业不景气,父亲劝他,回来做文书先生吧。杜安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接了生意,40年再没改行。
文书生意说来简单,只需要识文断字懂财务,一些初入港岛者选择以此为生。
杜安所在的档口,不少人“出身不凡”。11号“梁老易”年纪最大,今年已经77岁了,瘦得肋骨突出,在夏天闷热的玉石市场,打个赤膊一字一句地抄写税单。
他来自胡志明市的一个华侨家庭,迄今为止,他仍称之为“西贡”——早在胡志明市改名字之前三年,1972年,因躲避战乱,“梁老易”只身来到香港。
在越南,“梁老易”是会计楼的主任,会中、英、法、越四种语言。“在读中学之前,我一直都跟着父母说中文”,“梁老易”说,读中学时,父母跟他说,既然要在越南扎根,就一定得学会跟当地人打交道,他读了越南的中学,学会了越南话和法语。
越战后期,他来到香港谋生。没有朋友,也没人给他介绍工作,“梁老易”先是在码头酒吧里做调酒师,站稳脚跟之后,凭借着对财务的熟悉,在坊间开档口写信报税,这一写也是40多年。
△价目表
情书
杜安赶上了文书行当由盛转衰的年代。
在他刚入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初现端倪。经过了六七十年代大量人口涌入香港的时期,生意已趋于饱和。杜安回忆,那时候,一个小小的玉器市场,文书摊位多达二三十家。“客人多,写信的人更多,竞争非常激烈。”他说,价格下跌到1块2一份。
女摊主比男摊主独有个优势,就是写情书。有情书业务的摊子也比普通写信档大一些,分小门,有写情书的找过来,请进小门里拉上帘子慢慢说。据香港媒体报道,来写情书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很多“女写信先生”,都是小学或中学的退休校长,她们不仅识文断字,还写一手好文章。
“我们男人没有那么浪漫”,杜安笑道,他不惯诗句,总觉得英文的歌词抒情起来直白又达意。
那时候,除了报税,业务中很大的一块,是替人们写身份申请。其中,“陆客”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20世纪70年代,面对大规模移民,当时的港英政府一度采用抵垒政策。抵垒政策从1974年起,一直持续到1980年,当时的政策是,如果非法入境者能够进入市区,就接纳为合法的移民,但若在边境被执法人员截获,就会被遣送回内地。
杜安记得,那时候,“陆客”到达市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文书先生,写合法移民的身份申请。
这项业务在1979年底达到了顶峰,等到人们申请到香港居民身份后,也还是要来找文书先生,再写申请,将留守内地的妻子儿女们接来。
△纸堆从脚下一直摞到头顶
北上
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杜安记得,80年代以后,他的客户越来越少。
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港商北上。“主要是制衣,电镀的厂子”,杜安说,以前他的不少客户就是玉器市场附近的小企业主,他们把厂子移到内地之后,杜安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客户。
彼时,杜安正好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为了养活孩子,他又回码头去兼职。等到孩子稍大一点,太太也出去兼职补贴家用。
好在当时还有翻译文书的生意支撑着。早年,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时,政府文书用英文写。而不管是填写申请,还是向法院提交诉状,都要写英文版,那些不会写英文材料的人只能找文书先生翻译。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公告、申请表格也都改成了中文,这项生意也就随之成了历史。
香港回归后,杜安曾跟孩子们一起去过一次深圳,大半辈子过去了,口岸那一边他还只是从电视上看过。那次一日游,孩子们对旅行团安排的节目感兴趣,但杜安却觉得无聊,他更喜欢静静的打量这个一关之隔的城市。
“深圳真大。”他说。对于时代,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后来,他还跟妻子回了一趟上海老家,也呆不惯,“北面冬天冷”,杜安还是觉得香港好。温暖,不管生意好不好,出门就是熟悉的繁体字和粤语。
△逼仄的铺面
消失
但就是在最熟悉的家乡,属于杜安的天地也越来越逼仄。
随着行业的衰落,如今在玉器市场,仅剩下七家文书档还在勉强营业。档口倒闭的无声无息,前一天还开门营业,晚上收档门一关,第二天就再也没有打开。
他本来还有两个合伙人,摊子与他相邻。一个去了国外养老,一个退休在家。走之前把摊子托付给他,杜安舍不得关,就算没客人,一开档也要把两个摊子的门都打开。
现在大部分写信人都上了年纪, 最小的也有40多岁。“女先生”只剩3号铺子的一位在开业,她脾气大,遇到不喜欢的客人,她不给好脸色。同行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她来的早,看见旁边的摊子东西过了线,就生气的一把扒拉到旁边,掉在地上也不捡。
但这一排的同行都让着“女先生”。档口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还在做的人在小得可怜的生意上,竞争中依旧维持着体面。提起她,杜安不评价,只是笑笑称,“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九龙区寸土寸金,一间大学宿舍大小的房间每个月租金得五六千元,而在玉器市场,一个档口一年只需要缴纳4000块的摊位费,而收入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杜安每年的收入只有7万元左右,在香港,这算是比较低的收入了。在2000年开始实施强积金制度之前,香港人养老主要依赖年轻时的积蓄和参保,以及专为老人设立的“生果金”,或领取综援金。
政府将65岁以上长者资产分级,最贫困的可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综援金),钱不多,因此,很多老人依旧需要工作来补贴生活。
杜安没法退休,香港也不流行跳广场舞,退休只有电视机为伴。他的工作既是
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社交,太太同样没休息,在超市帮工。
杜安在家里落个寂寞,宁愿每天走40分钟的路来开业,也不愿在家里休息。
在玉器市场卖首饰的那些老摊主眼里,仍把杜安看作为邻多年的“读书人”。但外界的“读书郎”越来越多,杜安和同行们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电话电邮普及了,沟通毋需再写信,情书,更是早已不流行的表白方式。
每年4到8月是报税的高峰期,到如今,即使在高峰期,杜安每天也只有四五单生意,一单收费几百块。
杜安倒也看得开,他想着,有一天开不动了,就回家去。比起退休,更让他忧虑的是,没到干不动那天,就没有人再需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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