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学历(从考进士到考大学，中国人为什么比欧美人更热衷于拼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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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土壤啊，从古到今，学历崇拜（准确说是学位崇拜）都是上下相合拍的产物或者说果实，学历的背后站着的是大大的利益。

从统治者角度来看，需任用能干的人来管理社会，可是怎么样才能找到能人呢？只靠自己的观察实在是范围有限，精力不足。而要靠一众官员们的推举，则往往造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弊端。那怎么办呢？

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选拔方法的正反积累，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一种以分科考试为基本方式的识人用人的工具终于诞生了，那就是科举制度。

继而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科举制又进一步得以确立、丰富和发展起来。唐太宗将这种识人用人的工具玩得相当溜，他无需多费多少精力，就可以为社稷找到高素质的治国人才。

而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家子弟来说，这也让他们看见了跨越阶层的新路子。

以往除了改朝换代外，国家权力大都掌握在豪门手中，即使不明说搞世袭，可是按照汉朝那个地方官推荐，举孝廉或秀才的方法，或者按照那个三国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那个推举的方法看，实际上都是豪门大族之间的门生故吏在互相拉扯，结党做官。他们把持了权力，从而享受了资源。

那叫生而优则仕。或者即使他们不做官，那些豪门子弟及与其相关的奴才们，至少也能够享受到权力边缘带来的物质精神资源。普通人家子弟如果没有超世之才或者很好机遇的话，只能是老鼠的孩子去打洞。

科举制的确立和发展，让普通人家子弟多了条做官的渠道，也就是多了条跨越阶层出人头地的渠道。

是以很多人宁愿穷经皓首，老死文场也不愿退出这场比拼，于是有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通过这么个杠杆就将天才贤才笼络过来。

于是通过考试获得相应“学位”就成为一种上下合拍的需求。

后来的统治者们也有样学样，不断强化科举工具。武则天时期增加了殿试、武举等新内容。且在唐朝时，通过考试获得进士“学位”进入官场的路子已经深入人心，有些人虽然做了高官，但是没有这进士“学位”也感觉低人一等。《唐摭言·散序进士》中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到了宋朝，统治者倡导“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崇文理念，科举规模变大，获得“进士”学位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民间也兴起了学而优则仕的热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子们的心声。

而后，元代也继续着科举，明清则将科举工具发挥到极致，一个家族举族维持几个聪明子弟读书，期待改变命运的例子成为了家常便饭。即使是那些已经贵为人臣的家族，他们的正途也是要让子弟们搏个功名来延续家族荣华。

读书人从幼童开始，先读私塾或家塾，然后相继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成功者取得“秀才”学位，这意味着他以后见了当官的就可以不要跪拜了，而且可以免劳役、田租，到县里、州里的学校学习。

其中优秀者比如廪生、增生则可以领到银两补助，再优秀的可推荐到都城的国子监学习，叫贡生，包吃住有补助。

秀才还要继续考，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三年一次的秋闱乡试，考中就是举人，举人就可以以凭借一些途径做官了，算是正式有功名了，像左宗棠等人就是举人“学位”。

举人于次年进京参加春闱会试，考中了叫“贡士”。

贡士们稍后继续参加由皇帝组织的殿试，殿试后分为三类。一甲赐进士及第，包括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有若干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也是若干人。

有了这个“进士”学位，读书人就算圆满了，状元之类的排名靠前的一般会被打发到翰林院锻炼几年，而差点的也会被安置去当七品县官。对应的就是官场摸爬滚打，家族鸡犬升天，光宗耀祖了，升官发财了。

清末废除科举后，又兴办现代学校，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机构，刚开始能上一些不错点的学校的学子往往还有给补过去功名的，后来慢慢就彻底变成了学历学位。

比如毛主席是中专学历，湖南一师毕业，毕业后他本可以赴法或俄勤工俭学，他本身就是湖南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但是他放弃了留学机会。他曾组织了个自修大学，还当过中小学历史老师，当过小学主事，类似于校长，还被《大公报》聘任为特约评论等，后来就参加革命了，成了一代伟人。

民国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按部就班。新中国建立后，也是实行正规的学校教育，除了特殊时期的前两三年，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大学多了个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莫说大学，就是高中生、中专生也很吃香，那叫知识分子，只要不反动，都很有前途的。

再之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这成为了很多人跨越阶层，成为先富的途径。

在八九十年代，如果是个大学生，很好安排工作，如果是研究生更好找到理想工作尤其是进入仕途。而且从用人单位来看，不论是国家，还是各民企，无疑想选到素质高的人为自己服务，自然而然就会限制招聘条件，要首选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或者条件更高的研究生。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资源围着权力转，进入官场就意味着资源，而学而优则仕无疑是普通人家进入官场的一条好途径。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也如此。在古代是统治者和读书人的合拍。在现代则是国家、企业和读书人的合拍，后边站台的都是利益。

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这在中国基本没变，除了那个伟大的三十年。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学大规模扩招，大学学历供过于求，学历贬值，但是人们照样更加看重学历，因为没学历更没有竞争力了。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高学历去做苦力，或许可以改变劳力者的话语权，提高劳力者阶层的整体地位。

至于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学历不这么卷？

一是因为他们传统和我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

二是因为他们是发达国家，有高精尖产品坐镇，利润赚得足够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们的国家可以向高科技企业收到更多的税收，然后靠高福利来稳住底层。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允许那些人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

工业转移了，福利也靠高科技企业的税收维持着，阶级矛盾缓和了，一些肮活累活的底层工作反而没人愿意干了，做个清洁工之类的工人工资反而上来了，既然劳心劳力对谋生者来说都差不多，他们又鼓励多元化自由思想，没传统思想束缚，那他们的普家庭何必要去投资教育呢？没动力了。

发到国家可以凭借着高精尖产业，打剪刀差，收割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品，也可以凭着跟美国混，打金融牌，收割发展中国家财富，发展中国家要转型，美国首先不答应，在美欧资本集团眼里，你发展中国家只能处在食物链下游，否则美军的拳头不认人。

是以美欧学历不卷，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如果全世界只有美欧，那看看脏活累活加工品他们交给谁做，只能自己底层人做，那样不要说卷学历，就是革命说不准也会爆发。

我国的困难，恰恰在于高不成低不就，出现了大量中产家庭，这些家庭乃至受此影响的贫穷家庭，都对获得高学历走上成功道路抱有极大希望。

如果是像90年代那样穷，或者像现在非洲那样穷，人们倒反而不会有什么指望了，人们没什么文化，也谈不上什么小资追求，能吃得好点住的好点就不错了。

可是如今不同了，回到过去大家吃不了苦，展望未来，心中又一会欢喜一会渺茫，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破局，我国现在要做的转型就是为了我们以后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说白了只要劳力者有足够的工资，不比劳心者的待遇差的话，那么学历就不会那么卷，即我国受传统影响很深，也不会那么卷。

如果我们无法转型，无法成为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就只能指望那遥远的生产力，指望那生产力大大提高的时代了。到时候都是高度发达的智能化机器人，人力基本上都被取代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可能就不会痴迷于学历了，学习就成为了真正为爱好而去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