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币(鲁国为何选择了贝币)

文 | 韩英麒

《左传》中描绘了鲁国人进行商贸活动的场景：“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

鲁国是西周时期举足轻重的诸侯望国，其鼎盛时疆域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定陶，辖今山东济宁、临沂、泰安及菏泽部分地区。在近800年的国祚中，这里孕育出孔子、孟子、左丘明等至今仍妇孺皆知的人物。相比之下，由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的匮乏,鲁国货币的使用情况却长期寂寂无名，趋于空白。以至于别称“齐鲁”的山东仿佛只有齐刀一位“形象大使”。长期以来学界对鲁国货币的讨论大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1年，考古部门在鲁国故都曲阜林前村发掘出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骨贝、石贝。其中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铜质仿磨背式海贝588枚，外碎片约200枚，专家最终将这类铜贝定性为鲁国青铜铸币。上世纪末我国知名钱币学家朱活先生又力排众议，提出鲁国货币体系并非从属于刀布、圜钱及蚁鼻钱等货币系统（以下简称“四大货币系统”），而是通行以贝币（鲁贝）为主的货币体系，随后这一观点逐渐为主流认知所接受。

那么，为什么鲁国最终选择了贝币体系而不是更加先进的刀布钱寰呢？笔者认为应该从鲁国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体系、地缘文化来探讨原因。

战国·齐·刀币

铭文：“齐返邦长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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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别称“齐鲁”的山东仿佛只有齐刀一位“形象大 使”。此图即为六字刀，被钱币学界认为是田齐开国的纪念 币。齐国本来是姜姓诸侯国，后来田氏逐渐强大，于公元前 379年取代了姜姓政权，历史上称之为“田氏代齐”事件。田氏为了庆祝这一重大事件，铸造了精美的货币，并镌刻铭 文“齐返邦长大刀”六字以纪念之。由此，六字刀成为了我 国最早的金属纪念币。

知名钱币学家朱活认为，鲁国货币体系 并非从属于刀布、圜钱及蚁鼻钱等货币 系统，而是通行以贝币（鲁贝）为主的货 币体系。

| 内耗阻碍经济发展 |

“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是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其在建国之初就坚定奉行周朝制度，以血缘为纽带运行国家机器，政治体制相对传统和保守。这一政体在和平年代固然具有安邦定国的积极作用，但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鲁国难以适应风云变幻的争霸形势。而任人唯亲的官僚体系也为国家的动荡带来巨大隐患。据《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鲁武公后，鲁国渐为三桓所挟，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中季氏据封邑费、卞、东野，而孟孙、叔孙则以封邑成和郈为根据地，四分公室，俨然成为独立小国。三桓乱鲁导致国家权力中心的分散与转移，国君在权力斗争中频频更迭，甚至被迫流亡、客死他乡。直到鲁穆公元年（公元前415年），鲁君才凭借外部力量收回政权。但彼时的鲁国早已千疮百孔，大片土地被楚国、齐国攻陷，从宗室强藩退化为积弱小国，失去了春秋早期的繁盛。

反观同时受封的近邻齐国，“举贤而尚功”率先起用管仲改革，实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步入战国后，列国更是起用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变法图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适应日益残酷的兼并战争。在这种大背景下鲁国高层仍然忙于争权夺利的自相践踏，国君社稷朝尚不能保全,无心、更无力去主导经济领域内的货币体系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政治体制所铺设的轨道，僵化的政体必然导致了鲁国货币经济的相对滞后,对货币经济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春秋 鲁系大型铜贝一组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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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铜贝一组八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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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金、铜、骨、蚌不同类贝币一组 北京保利2016年秋拍拍品

| 手工业者难以经营 |

周族最早以善耕被载入史册,鲁国自然也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牛耕与铁农具的普及使得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后成为私有财产,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农业税收的大幅下滑。这一现象在屡遭兵戈、国力渐衰的鲁国尤为突出。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颁行初税亩制度，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该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从侧面反映了以土地为依托的农耕经济是鲁国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柱。

改革后的鲁国虽然进入了奴隶制的封建社会，但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始终难以有所作为。齐国在立国早期就已经实行了盐铁官营，大力发展工商业，形成“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的局面，为社会分工的更加明确和规模化经营指明了方向。但据朱活先生考证，鲁国商人阶级最早至春秋后期才出现，且商品经济赖以发展的手工业者地位低下。《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工匠）、执针（女工）、织红，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由此可见一斑。

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货币经济政策的施行，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工商业的有力支撑。与齐、楚等国家相比，鲁国社会分工发展过于缓慢，手工业者作为附庸长期寄身于贵族之下，所制作的纺织品等也主要用作供统治阶级享乐的奢侈品，供作商用的货物十分有限，难以升级为规模化的商业经营，也就难以带动货币经济体系的长足进步。

本文节选自2019年第8期《中国收藏》杂志欲知详情请移步微店购买当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