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淦(大生纱厂早期的纱管供应商孙淦)

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孙淦长年旅日经商，被张謇誉为“爱国者华商也，商真不负国”。他在日本大阪经营的镒源慎商会，是大生纱厂早年的纱管供应商。

孙淦（1858—1938），字实甫，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长年旅日经商，被张謇誉为“爱国者华商也，商真不负国”。孙淦在日本大阪经营的镒源慎商会，是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早年的纱管供应商。

张謇与孙淦之间最早的交往记录，笔者目前可见的是孙淦从日本写给张謇的三封信，分别写于1900年1月12日、1900年3月5日和1900年3月9日，内容主要涉及供应纱管事宜。其中1900年1月12日信函的信息量最大，从信中“上月初，缘怡和嘱舍亲来信拟办此项纱管，故已由西京丸装去三箱（内特别锡口纱管弍箱、条筒乙箱）”可知，1899年底，怡和洋行牵线，通过孙淦的亲戚、上海瑞乐洋行的买办张趾麟写信到日本，为大生纱厂订购纱管，接到订单后孙淦已经发出3箱纱管。

这里提到的纱管，其实包括条筒和纱管，条筒用于装棉条，纱管用来缠绕棉线，是纺织企业的必备工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纺织企业使用的纱管依赖进口。1947年，蒋乃镛认为：“我国之有纺织工厂，虽已有数十年之历史，但制造纱管而成一业，仅近数年之事，且数量有限，不能与纱锭成正比例。其原因主要为订购纺织机器时，纱管亦随之同来；嗣后又由五金商行从中供应，货品亦限于英美日货。”董竹君1930年春，在上海闸北开办群益纱管厂，是得到其二叔的指点“这生意有前途，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靠日本货。日货质量好，但是进价贵，成本高。如果我们厂将来的出品能够赶上日货，价又便宜，一定有销路”。“一二八”事变中，群益纱管厂遭损停工，1932年8月1日以荣记名义重新开工。1933年12月，群益纱管厂破产清盘。由此可见，日本出产的纱管市场占有率高，从大生档案看，大生纱厂至少在创办之初，采用了大量日本的纱管，主要通过孙淦在大阪川口三十二番开设的镒源慎商会购买。

1900年1月12日孙淦的信里，关于运往大生纱厂的纱管的情况是这样的：“谕购木管，今特先装九箱，另附细单壹页，所余天字条筒壹万五千个及宇宙小条筒尚余壹万个，准定年内装船，决不延误，刻已加工赶造矣。又宇字三号条筒前样乃敝厂寻常之货，今拟配坚木特别者各半，口径式样均皆一例，以备后验。天字一万五千个均做特别坚木。今装山城丸三号条筒五箱（寻常弍箱、特别三箱），又纱管四箱，傤纸附奉，另有中、西文发货单各壹纸，报关时请附入。”信中反映出大生纱厂所购纱管，为孙淦设厂生产。由于大生纱厂购置数量较大，孙淦采取一边生产、一边流水发货的方式。

不过对于纱管过关纳税事宜，孙淦表达了担忧和愤怒，他在信中告诉张謇，上次通过“西京丸”运往上海的3箱纱管，在江海关遇到麻烦：“被验关者强加倍许，每个估价银三分半，若不照估，勒令原货装回云云”，孙淦认为关员过于无情无理，简直横征暴敛。他声明纱管断无这么高的利润，无法忍受这样的欺负，希望张謇能主持公道，把他写给江海关税务司的函件转给上海道台，获得按照实价征税的权利。

大生纱厂支付孙淦的纱管货款，是通过位于上海的沪帐房办理的。大生档案保存了4张相关的汇票及其票根。其中3张是由位于“英界二洋泾桥北逸沿浜怡顺昌内益生东”前来汇兑，益生东为商号，似为孙淦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具体情况为1900年3月9日规元500两、4月23日规元500两、7月6日规元400两。还有一张由张趾麟汇兑，为3月9日鹰洋100元。

孙淦与大生纱厂的合作关系，至少持续到1904年。这年的10月16日，孙淦在大阪发出如下货单：“今装泰生船运上大细棉纱（一百廿、一百六十）壹箱，计重四拾磅，计原金九拾六元正。水力金壹元、装送等费金四角、染工金六元四角、木箱壹只金壹元、报费金叁角、京阪运费金五角，计金九元六角。统共计金壹百○五元六角。”大生沪帐房注明，10月22日到沪。

来源：南通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