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毛主席为何屡提“苏报案”：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

文章摘自：党史文汇，作者：王仕琪。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毛泽东顿了顿，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一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请了著名学者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语老师。在此期间，利用学习英语的间隙，毛泽东多次向章含之提到对章士钊的评价。

有一次，毛泽东曾问章含之：“你对你父亲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我的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又问：“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说自己的父亲当过旧中国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连鲁迅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章含之的回答，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回答不上来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全面地看他的一生，对自己的父亲也应如此。共产党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所经历的《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吗？”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反对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父亲在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但是，他为《苏报》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亲自编写的书，书名为《苏报案》。

原来，早在20世纪初，中国报界曾发生了一起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1903年夏，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出版、由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因发表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查封。当时民主革命的先驱邹容出版了一本宣传小册子《革命军》，《苏报》除发表邹容为该书写的自序外，还刊登了章太炎写的《序〈革命军〉》和章士钊写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加以推荐。6月29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驳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革命”的主张，指责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就在该文发表的当天，外国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的要求，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随后又查封了《苏报》。当时清政府极力主张杀害章、邹二人，但租界当局在会审时迫于舆论压力，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有期徒刑三年、邹容两年徒刑。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

建国后近10年了，毛泽东曾屡次重提“苏报案”，其用意是什么呢？

二

原因之一：要学习并发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 。

在《革命军》中，邹容拟定了25条革命纲要，被毛泽东称之为“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邹容写道：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构；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人人当致忠于此新国家之义务；这个新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这一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实现了。所以当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那些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之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那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止谈过一次。他曾说过，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了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过：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

1958年春天，“三面红旗”正在全国飘扬。此时此刻，毛泽东这么推崇邹容、章太炎，这么强调“六不怕”问题，无疑是在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品质，敢想、敢说、敢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奉献才智。

1958年3月30日，在开完成都会议后，毛泽东乘船去武汉。快过西陵峡时，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邹容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阵地，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在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就此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被捕后，不忍心让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苏报》的主笔章士钊当时倒没有被捕。

毛泽东盛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骨气，他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用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写成。《革命军》就很好读的。可惜邹容英年早逝。

毛泽东还谈到了章士钊：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文章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的文章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他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是“反动而不反共”。

毛泽东这一番对清末民初几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议论，显然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由此可见“苏报案”在他心中激起的波澜。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田家英、吴冷西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少，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和《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性。

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三

毛泽东重提“苏报案”的原因之二：要提倡“五不怕”精神，尤其是要有坐牢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希望全党同志学习邹容、章太炎的革命精神。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尚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无产阶级就更理当如此了。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派他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

毛泽东一再要求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

然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他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顿了顿，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在江西苏区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讥讽我，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那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此时，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