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晓芳 实习生 杨东海

编辑 | 周航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静了。这很不寻常。

街道长约900米，横贯广州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过去它经常因“招工难”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沿途挤满制衣厂老板，他们身上搭着样衣，随手撕下一块纸箱皮，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就是一块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样围过来，问清工序，或是试图将计件工价再抬高一两块。有时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货的面包车和小三轮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提醒：“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喧闹人声能从早上8点持续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条流动的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制衣业每个环节输送劳动力，与满地金钱。

湖北姑娘陈悦第一次到街上，觉得这就是过年时的春运现场，“人山人海，全部是人头。”一个多月前，她刚到广州，由同乡领着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车卫衣袖子和领子的活。结果只干了一天，挣了100来块，封控就来了。

10月23日下午4点多，看到楼下的核酸点突然排起长队,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乐村，遍布各个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厂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没多少人排队。官方消息很快就出来了——10月23日，海珠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活动场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厂，区域核酸筛查中还存在5份异常样本。

城中村的各个出入口都拦上了水马，只进不出。招工街已经迅速冷清下来，两旁的许多餐饮、服装店拉下了卷帘门，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到了晚上9点，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收到社区通知，康乐、鹭江片区内的制衣厂从24日零时开始，停工停产3天。

人们起初在村里还能自由活动，没有太在意。过去三年，村里也开展过几次全民核酸和临时封控，短则三天，长则一周，就恢复如常了。在这之前，康乐村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陈悦也不紧张，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货架上的泡面全抢光了之后，也跟着买了一些。还囤了点土豆，耐储存。刚搬来康乐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又买了个电热水壶，一个能下点面条的电煮锅。

更多的准备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没有冰箱，囤不了物资。所谓厨房，其实也就是一个水槽，铺一张切菜板。

成为制衣工人之前，陈悦进过电子厂，卖过手机，也做过文员。两年前，她开始跟着表姐学习踩电机，裁衣服。她28岁，来自湖北荆门，在她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在做衣服。有几个人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乡铺开，都是一条成熟的流水线。她觉得做衣服比她过去接触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缝纫机前，没有十来个小时下不来，但收入也更高些。

陈悦到广州只是觉得，“外面工价应该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紧时间再干两个月，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活，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一位30岁的制衣工人说：“长工只能拿稳定工资，而临工在旺季有议价空间。”他可以因此多挣两三千元，早一点攒够钱回家娶媳妇。

说实在话，陈悦不太喜欢这里的生活。刚到康乐村时，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带着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块看房费。最后选中一个单间，“很小很小”，房租却还要1000元，每月水电费还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问过其他工人，他们都说，“这里都是这样的。”她接受了。康乐村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一切。

也是在康乐村，她第一次知道还有十几块钱一晚的床位房，一个房间能住十几个人，里面的房客许多是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场里的搬运工，他们不会任何制衣技术，只能卖力气。

这段时间，陈悦有时会想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这次广州疫情，以康乐鹭江村最为严重。随着管控升级，超市关了，菜市场也关了。到10月底，所有楼栋几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户”。她和室友好歹有电热水壶、电煮锅，那些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怎么办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饭，“可能也没有热水没有碗”。

湖北老板的缝纫机

130平的厂房里第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听不见一台缝纫机的踩踏声，只有手机不定时响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厂老板李红刚接了两个客户，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准备赶在双十一前忙活一阵，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惨淡的生意。赶在封控前，其中一个客户把布料运进了村，催李红偷偷赶工。但李红可不敢冒险，“开工就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

疫情几年，李红面对最多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广东地头上摸爬滚打近30年，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将康乐村和鹭江村并称康鹭片区。两个城中村挨得极近，总面积只有大约1平方公里。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旁边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高峰时期，中国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两个城中村，租下民宅开设工厂。老板们早上在中大市场订好布料，拐进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货。当地村民开始大规模建楼，一幢紧挨一幢，间距极窄，打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手拉手，因此称之为“握手楼”。面积不够了，就开始向上生长，从两三层加建至六七层。公开数据显示，两个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却有着超10万的外来人口。

10多万外来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们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给两个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别称。他们将青春投掷在一台台缝纫机上，有些人凑够了钱，又买下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红和丈夫打了半辈子工，帮儿子结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积蓄，又借了10万，买下一个小厂单干。在康乐村，哪怕只是缝一颗纽扣，你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厂里的订单一整年没有停过。有时货量太大做不完，他们还会分给外头没接到订单的厂家。

头一年，他们还清了借债，2019年过完，买厂的钱也填上了，李红和丈夫计划着继续大干一场，“谁知道疫情来了。”即使康乐村没有疫情，但周边地区有疫情，工人少了，抢工人哄抬起来的工资就够她受的了。有一阵，一个临时工一天得给六百，手脚快的，甚至要给到九百、一千。

李红说，这两年下单的客户谨慎许多，当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备货，生怕遇上封控发不出货。她接的多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外贸单，有的客户转到了别国下单，她只能到处联系寻找新订单，东拼西凑撑着厂子。

这次老实停工三天，李红觉得自己算是聪明了一回。“现在看，如果裁了就亏大了，偷偷做完也运不出去，最后只能当成垃圾货。3块钱一件卖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块左右，工钱12块，你说三千件衣服亏多少钱？”

然而随着封控持续，她担心的不再仅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现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带上被褥，住进了厂里，在一排脚踏缝纫机与一堵水泥墙的过道里，用板凳拼出了两张一米见宽的小床。唯一的做饭工具是一个电煮锅。

厂里8个长期工，都是李红亲戚朋友，3个主动去了外面隔离，另外两对夫妻住在一块，都不用李红操心。剩下一个51岁的单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厂里，跟李红挤一张“板凳床”，李红老公睡另一张。

李红一直睡不好，“睡不着，睡着也好像会惊醒，有几个群随时要看，宿舍的群、厂房的群，消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

房东与“大声公”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垃圾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大家都是异乡人。”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等待离开的人们

将人们集体转运，此前被多个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广州此次的对策。据11月5日广州新闻发布会，在周边城市支持下，这座城市近三天转运隔离约3.1万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说，城中村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内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点，“大声公”来到了李红厂房的楼下：“大家出去隔离的赶紧收拾东西下楼，早点排队早点上车，迟了又要排长龙了。”

她本来还有点犹豫，靠在窗口询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都决定要离开了，于是赶紧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换洗衣服，下楼，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队。

那晚的康乐村下着小雨，雨伞相互摩擦着。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还有站在李红前头拉下口罩抽烟的，她往边上站了站，用雨伞挡着。到了凌晨一点，有工作人员挤了进来，用喇叭告知大家没有空位了，但排队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开始有抱怨的声音，“昨天等了七八个小时也说没车没酒店，今天又是这样。”

不愿离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点，期间每过一会就有工作人员来喷酒精。李红身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睡着了，被他妈妈用衣服裹着，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点，李红决定放弃，返回厂房。

每天看着新增病例和短视频里排长队转运的人群，李红总说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乐，以后没人来管他们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队。

有确诊去隔离的朋友告诉李红：“好了以后没屁事，开始头疼没力气，就天天喝开水，后来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说是有后遗症的，李红弄不清，“心理都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情况。”

在康乐村的出租屋，人们可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仅剩阳台和窗户。然而随着病例增多，原来获取信息和光线的空间，也成了令人畏惧的存在。

李红关闭了厂房的所有门窗，只在太阳猛烈的时候，打开窗户晾晒衣服。有时在窗户里面往下看，不断有人拉着箱子去转运。

康乐村里，一对福建夫妇带着6岁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习惯，特地在窄窄的一条阳台上摆张茶桌，备齐了整套茶具。后来对面楼出了两家阳性病例。男主人赶紧将茶几搬进了房间。女主人同样将门窗关得紧紧的，她说自己担心的是孩子万一感染，会留下后遗症。但具体是什么后遗症，她也说不上来。

徐小珍没有将窗户封死，她还得盯着窗户，看有没有人发物资，或者是通知核酸检测。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在屋里全程戴着口罩。她担心给防疫人员添麻烦，“他们也很辛苦，我不给他们添乱。”

她倒不怕感染。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这样过去了。她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刚上高中，处处是用钱的地方。还有父母在广东河源老家，也等着夫妻俩寄钱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关了20多天，到最后阳了，那前面的坚持都白费了。然后前面阳的人已经痊愈，可以自由活动了，我还要去方舱，去隔离，浪费时间是不是？”她说，“我现在都想着只要能出去，去别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过年能挣点钱回去。”

双11过去很多天了，李红也还在怀念它。她说自己“今年亏得心都碎了”。这个湖北女人在广东“拼尽了青春”，“孩子也没顾上，孙子也没带”。如今回望人生，她觉得像回到了原点。

但现在，他们能做的是等待，不仅仅等待离开城中村，也在等待离开广州。

11月13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同一天，李红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凤阳街的客人统一集中送广州南站”。

告知书还写道，“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但也提到，因为前期规划欠缺，城中村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上，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计划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投资之巨，是广州最大旧改项目。

李红不知道，明年那几个亲戚朋友还会不会继续跟着自己干，如果拆迁，她想把厂子卖了，回老家帮儿子办的厂干活。现在，和徐小珍夫妇一样，她和丈夫填好了返乡申请表和志愿隔离表，等着转运车辆的到来。

几天前，陈悦已经顺利度过7天隔离期，被送往广州南站。她联系上村委会，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只是家乡的服装生意也受到疫情影响，邻居家姐姐已经放假好些天了。下一份做什么，她还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会在干活了。毕竟，只要生活继续，挣钱就得继续。

（除张洋洋外，其余讲述者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