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的历史转变)

文/阎志峰

“下乡上山”与“上山下乡”，从语法上说，它们是同一结构的联合词组，只是这一词组的前后两部分换了一下位置而已。但从历史上说，它们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提法问题。19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国家开始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这就是“下乡上山”，这一保农业、促就业的试验持续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本来是就业问题的下乡上山，却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也出现严重失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此后，全国就通用了“上山下乡”这一提法。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不仅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变化这样一种客观事实，而且从细节上，体现了知识青年安置目标和方向发生的变化。

团中央号召：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经济进入起飞发展的关键期。

工业经济要发展，特别需要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用粮的需求。1955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又说：“1953年和1954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都由于灾荒没有完成原来拟定的增产计划，就增加了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增产任务。因此，要达到上述指标，还必须做很大的努力。为此，还要把开垦荒地作为一项长远规划来进行部署。”李富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1亿亩以上荒地的勘察工作，至少完成4000万亩到5000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

1955年，我国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农业基础如何保证？知识青年怎样安置？

1955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此行，对苏联共青团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做了考察。6月24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说：苏联开垦土地主要是由共青团动员城镇的团员和青年参与。从1955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垦荒建场。从城镇动员人力到农村生产，是苏联目前总的趋势。由于全苏人民把开荒当作了全民的事业，才能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了大规模的开荒任务。

◆1955年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编印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经验》一书。

同年8月，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然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

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北京青年率先组建了远征垦荒队。

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正式向青年团北京市委递交了申请书。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写道：“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青年团北京市委选择杨华等5名优秀青年作为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发起人。8月12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和青年团北京市委领导人接见了这5名发起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共商建队、选址和垦区发展等问题。

8月16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披露了这一消息，在北京市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青年们纷纷报名申请。许多青年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6969.4元捐助款。青年团北京市委用这笔钱帮助垦荒队进行必要的农用、民需的装备。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和有关市、农场也做好了迎接大量青年的准备。

◆胡耀邦向北京市青年志愿者垦荒队授旗。

8月25日，青年团北京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遴选60名优秀青年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人），调南苑区团委陈启彬任党、团支部书记，杨华任队长，其他4名发起人为副队长。8月30日，北京各界1500人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青年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王照华称赞他们为首都青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组建了祖国第一支垦荒队。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他们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随后，胡耀邦代表青年团中央将一面“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予垦荒队队长杨华。

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祖国北疆创建的“北京庄”，历经风雨在萝北县荒原上站立起来了，他们成为今日萝北县共青农场的奠基人和建设者。

“下乡上山”的提出

1955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许多按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段斗争》一文的按语中，提出：“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当他看到《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反映“社架子”之间出现“争骨干、争识字的人”的情况，又为此文写的编者按说：“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发出的这一号召，激励了一代代年轻人。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草案》第39条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这里讲的“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去的主体是指城市中失业人员，自然也包括未能就业的中学和高小毕业生。提出“四到”的就业途径，可以说是“下乡上山”的最初表述。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各地热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进入到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这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指出：“就全国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团中央随后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大城市，开始进行有计划地“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工作。当然，此时知青下乡的基本方向，主要还是参加边疆建设、开垦荒地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而“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的人还很少。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将《纲要草案》中的第39条调整为第38条，有关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条文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这是在新中国历史文献上第一次出现“下乡上山”的用语，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

10月26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报刊上公布。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人人的生活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方式，要在这次大辩论中把自己对待农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

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8条关于“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变动。《纲要》对“下乡上山”范围作了明确地界定，其主体依然是在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

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上山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上山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邢燕子成为其中的优秀代表。《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称：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这期间，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下乡上山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政治理念和“革命”色彩。下乡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坏、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以后，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来越强。因此，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对待，尽可能摆脱家庭的阴影，或为改造思想、证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积极地选择了下乡上山的道路。

“上山”成为主要安置方向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大部分为山区。

毛泽东的备战思想必然地影响到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

1965年4月21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请各省、自治区安置办公室报送安置下乡青年占领山头、建设山区的情况。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电文中指出，今年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动员一批城市青年上山，开发建设山区，占领山区。要求各省将安置的人数、安置方式、安置地点等写一专题报告。

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2月召开的安置工作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唯一一次有关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大型会议，目的是推动知青下乡上山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两次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体现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其中指出，安置工作“要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

1965年6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成员研究下乡上山工作时，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就是，今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开发建设山区要以短养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场面。

1965年8月25日，谭震林副总理召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会议，他指出，明年（19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要研究安置工作的大政方针，要看远一点，要有雄心大志，安置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三个观点。广阔天地在哪里？无非是到边疆去，到山区去。

1966年3月底4月初，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大区农办和19个省、市、自治区安置办公室及15所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在谭震林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谭震林副总理在座谈会期间有过多次讲话，其中一次谈到，城市要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加快动员工作进度。上山占领山头，是安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是为了备战防特防空降，也是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据统计，从1962年到1965年底，全国下乡上山的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共15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近百万人，95%以上都稳定在农村。其中上山开发山区、占领山头的有17.8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上山下乡”的提出及高潮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在农村的下乡知青也被卷进了串连、“造反”的浪潮，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并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1967年，负责安置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也被打倒，被审查。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个通知的第三条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是笔者查到的最早使用“上山下乡”这个词汇的中央文件。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发[67]51号文件），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连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中发[67]51号文件在第四条中强调说，“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七”通知，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这是中央权威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这一段时间，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中央权威报刊，都开始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新词汇。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篇社论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

“上山下乡”第一次堂堂正正地用在了中央权威报刊的标题中，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1967年10月9日，北京四所中学的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余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名初、高中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他们的口号是：“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下乡当农民、当社员，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行前，他们在天安门毛泽东巨幅画像前集体宣誓。

当天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当教师谈到有10名学生自愿到内蒙古牧区当普通社员时，陈伯达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出：今后初高中毕业学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戚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0月10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通稿。11日，首都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以“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题，发了评论员文章，赞扬他们的壮志豪情，为广大知识青年作出了榜样。首都10名中学生下乡当牧民的消息，很快传遍四方。那些天，北京、上海的中学生一批批地到市革命委员会申请批准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与工农相结合。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机关干部也要上山下乡。

当日，北京、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像一道最高的动员令，又似一股强劲的旋风，给上山下乡撑起风帆，注入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1968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此外，还有60万城镇居民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成为各方面工作的骨干，有的还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为农村的建设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加进了“防修反修”的因素，被提高到“缩小三大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措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的高度，成为一个碰不得的禁区。以上山下乡作为安置就业的途径也是不现实的，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片面的，作为安置就业的途径也是不成功的。另外，上山下乡打断了青年人的文化学习进程，造成了一个时期的人才断层。

“上山下乡”的落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未随之宣告终结，这主要是以往的政治场的巨大惯性仍在起作用。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提道：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当年，也就是1977年，又有171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期因为招工、招生、病退、参军离开农村的有103万人。这样，到了1977年底，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共有864万人。

197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那些已经下乡多年的知识青年们，失去了忍耐心，他们把多年积聚下来的口粮欠缺、不得温饱、医疗无保障、住房和日常生活困难、大龄未婚、前途无望等等的怨气，化成了对上山下乡不满的言行。可以说是严酷的生活现实造成了他们心态的不安和躁动、不满和焦虑。正是在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已意识到了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知青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可能会酿成危及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曾赞同李先念的意见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李先念认为是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四不满意”。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

197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纲领》时，邓小平再次提出，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邓小平一是建议搞些卫星城镇，以解决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主张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如轻工业、服务业、商业；三是提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邓小平的讲话中已经含有丰富的关于转变僵化的大一统的劳动力管理体制、调节经济结构等改革设想，这实际上为彻底解决知青问题，以致最后结束知青上山下乡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中共中央批转了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以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这次会议基本扭转了我国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城市劳动力大规模到农村就业的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劳动制度、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成效特别体现在城镇集体工业用人量大增，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上。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对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1979年至1981年3年间，城镇新就业人员累计达2622.6万人，原设想到1985年才解决的待业知青问题，提前到1981年末得以解决。198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务院知青办合署办公，具体为国务院知青办、农副业办公室和劳动司就业处合并，成立就业司，把知青工作的遗留问题和善后事宜统管起来。国务院知青办的牌子对外保留。各省市及各级知青办也随即撤并。至此，曾经轰轰烈烈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前后27年之久的知青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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