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鼠头鸭脖”最新进展，是否只是老鼠头那么简单，透过现象看本质)

2023年6月17日，江西“鼠头鸭脖”事件在过去几周得出结论，调查组判定学生在食堂吃的异物是鼠头。在这方面，很多人认为学校的食品安全显然是事实，但最终“大”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成立省级调查小组揭示真相，太神奇了，但也很有趣。为什么小问题通过这个事件演变成大问题？为什么想解决问题的人要把事情做大？为什么官员要等到闹大了才能做事？这将对公共治理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本文指出，“闹大”实际上是公民理性选择与政府制度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正常上诉救济机制阻碍甚至失败的情况下，“闹大”为公民维护权益提供了“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有限、避免冒险心理普遍、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等机制也包含了孕育“闹大”的内在逻辑。

作者认为，“制造麻烦”创造了解决问题的机会，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利益相关者在制造麻烦之前保持克制，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不是对抗，许多矛盾可能不会发展到制造麻烦的地步。

本文原著2010年第一期《理论与改革》，原题为《生产逻辑、社会效应与制度形势》。仅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供您参考。

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

闹大是透视公共治理的一面镜子，也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为什么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为什么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为什么想解决问题的人要把事情做大？为什么政府官员要等到闹大了才能做事？这将对公共治理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如何预防和避免噪声和恶性循环？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分析机制、社会效应、制度及其缺点。

▍闹大的生产逻辑:人与制度的理性选择

繁荣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心理密切相关。虽然这些方面对繁荣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它们主要存在于制度或结构因素中。对于特定的繁荣事件，与其说是繁荣的原因，不如说是繁荣的舞台背景。繁荣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实际上是公民理性选择与政府制度理性选择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公民的选择和策略

每个人都是优先考虑自我利益的理性人。当然，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人们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虽然很多大惊小怪都是最后的选择，但至少对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选择，至少不听命运和服从。

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普通公众当然愿意以正常的方式解决问题，希望正常的方式能够顺利解决问题。然而，事实和经验表明，并非所有的权利救济制度都如此有效，权利保护的道路往往比平坦的道路更坎坷。然后，在正常上诉救济机制阻碍甚至失败的情况下，它就像公民手中的最后一张政治王牌，为公民的权利保护提供了“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表达，不知道向谁表达，或者有表达但没有回应的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无法抗拒巨大的诱惑。此外，人们愿意或敢于扩大事情，披露自己的侵权或不公平待遇，这不仅强烈表达了对权力的抗议和抱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必要和合法的。重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作为，甚至“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等方面的情况密切相关。因此，政府部门不仅不能支持正义，维护公平，而且偏袒庇护、法律，加剧冲突，损害公民权益。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力量范围内，公民反映、抱怨和抱怨只能是徒劳的。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只意味着继续忍受不公平的结果，甚至导致更严重的侵权。相反，如果以激烈的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不仅可以打破地方政府的高压和监禁，还可以获得一线反败为胜的机会。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信息超载，神经迟钝麻痹。只有那些足够轰动、令人兴奋和紧张的事情才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在当今信息传播时代，舆论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以激烈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行使表达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借助新闻媒体强大的话语权，我们可以跨越冗长繁琐的程序，在决策者面前呈现社会问题，加快进入政府议程。显然，制造麻烦比循序渐进的程序更有效。另外，对公民来说，制造麻烦在舆论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制造麻烦可以为公民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者，也增加了获得领导关注的机会。相反，闹大往往使政府陷入舆论的海洋，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政策议程不是自动生成的，政府更不可能同时面对所有问题。可以锁定社会问题，成为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不能与相应的条件、时间和方法分开。它还需要一系列的研究、解释和论证，如死亡人数、污染程度和收入变化等指标。表明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从而判断政府是否需要采取行动。然而，普通人不可能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和方法，也很难参与长期的论证和决策过程。然而，危机、灾难、焦点事件等都可以成为决策者关注的有效手段。那么，对于那些想要解决问题的人来说，直接吸引上级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注意，而不是被复杂繁琐的官僚程序束缚，等待决策者的裁决。

从一些悲剧事件来看，成年人似乎是轻率、冲动或非理性的。例如，孙中界自断手指、张海超开胸验肺、唐福珍自焚身亡、因闹大而受到法律制裁等，都可能受到人们的理性质疑。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立场和愿景，因为其他人无法体验当事人面临的危机和情况，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假如承认人是理性的，最关心自己的福利，可以认为，当他们做出这些重大选择时，至少已经计算出了可能的成本和风险。当然，由于信息、知识和愿景的限制，其计算能力可能不够强，其行动策略可能相对较差，甚至被误导，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其选择的结果。

(二)政府及其官员的“选择”

说大惊小怪是政府及其官员的选择，不是说政府官员直接故意促成大惊小怪，而是说政府制度的理性机制包含了大惊小怪的内在逻辑。

首先，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有必要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形势，但这还不够。公众的巨大需求与政府有限的治理能力存在巨大差距，广泛的治理失败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人们希望政府能有效地解决源源不断的社会问题，但政府不是灵丹妙药，也不能提供快乐的答案。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政府必须简化各级和环节，减轻负担，做出选择。同样，政府官员追求“多管不如少管，少管不如少管”的行动规则也是明智的选择。

政府是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应该做重要而紧迫的事情。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做的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没有问题。然而，任何问题都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因此，做重要事情的选择性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让小问题成长的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当小问题发展成重大问题时，才有可能进入政府的问题清单。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重大问题。通常，参与者越多，行动越激烈，影响越大，就越重要和紧迫。这样，在政府选择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增加了成为政策议程的可能性。

由于过度依赖规则，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势也伴随着规则僵化、缺乏弹性、行动迟缓等缺点，形成了避免冒险的普遍心理。而且，随着法制化的发展，政府的规划性和规划性越来越强，通过完善规章制度来消除各种事故和不确定性。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事先设计好的。考虑到任何新问题都可能带来的麻烦和负担，没有社会问题很容易解决，所以最好保持现状，而不是冒险增加问题。此外，增加问题不仅会破坏现有的政府行动部署，占用有限的公共资源，还会破坏现有的利益模式，带来新的冲突。这样，政府官员的保守心理和稳定偏好就会阻碍政府门外的许多问题。

官僚机构的决策权集中在上层，信息需要从下层向相应的决策层报告。在信息的收集、编码和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当然，即使一些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相关条件或权衡其他利益，也可能决定维持现状。另外，虽然有些利益诉求不合理，但集中度很高，利益相关者试图通过闹大向政府施加压力。当然，这可能会被政府否决。

此外，制造麻烦也可能是决策者政治战略的结果。小问题往往很难证明其重要性，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决策者不愿意在小问题上浪费有限的资源。因此，逐步积累小问题，在适当的时间引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往往可以成为促进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机会。如果能选择合适的时机来解决公众期待已久的主题，领导者也能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因此，不排除一些领导人会采取战略不作为，牺牲当地利益和当前利益，赢得改革机会，给自己的成就加分。制造麻烦可以给领导者和社会带来“双赢”的结果。

当然，一些大惊小怪可能不是公民或政府官员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是行动者现场互动中冲突造成的“意外”结果。从表面上看，这种大惊小怪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然而，追溯大惊小怪背后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理性选择逻辑的存在。

▍社会效应：成本、成本和负面影响

闹大不完全是洪水猛兽。它对打破僵化的官僚制度，引入新的政府议程，促进长期拖延问题的解决具有特别显著的标志性意义。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从湖北的“石头事件”来看，当然造成了一些直接的灾难和损失，但这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使当地政府有机会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最终令人满意。但归根结底，作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闹大通常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后果，并带来一些深远的负面影响。

每个重大事件都有相应的成本和成本。巨大的影响和效果往往直接等同于巨大的成本和成本。大多数时候，这些成本和成本直接是血液、眼泪和生命。

大惊小怪也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这不仅指政府部门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也指政府机关在办公场所、公务员或警察伤亡等重大事件中遭受的具体损失，还包括政府形象的破坏、党和政府声誉的丧失以及国际和国内的负面影响。

个人规模的影响通常相对较小，但群体规模往往会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在集体行动的情况下，由于匿名、模仿、感染、暗示、服从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个人容易失去理性和责任感，产生狂热的非理性行为和冲动的攻击性行为，并采取极端行动，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

成功的闹大将带来传播的示范效果，形成“声音大于谁”、闹大比赛“看谁动静大”。“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虽然这句流行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把大闹渲染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成功法则。虽然不是每次闹事都能幸运地得到领导的青睐，但只有一线希望也能激励那些求告无门的人孤注一掷。期待正义在偶然和运气中的到来，公众心理将变得更加敏感、脆弱和情绪化。滥用权力和缺乏权力相互发酵，激活公众受害者的想象力，使他们缺乏耐心，渴望快速成功和即时利益，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捷径。社会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大规模的数量与大规模的影响成反比。影响力和吸引力越大，刺激公众和领导人的神经就越困难。这样，闹大后，人们会指望什么新的方式去追求正义？

地方政府官员总是找借口推诿、拖延或逃避，如资金不足、人力不足、条件不成熟等。不管是否属实，这些原因都很难检验。前后矛盾的是，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所谓的“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或“难以回归的老板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一旦它变大，它将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和快速的解决。给人的印象是，政府的能力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意愿。这样，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行动选择都将转化为愿意和不愿意的问题，导致公共治理不必要的泛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