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高娃(交流互鉴 成果丰硕 ——“凉州与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明嬗变”学术研讨会成果梳理（一）)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包容而多彩，因互鉴而提高。2020年9月18日—20日，第四届凉州文化论坛系列活动之“凉州与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明嬗变”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武威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共武威市委、武威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中共武威市委宣传部、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承办。

一

九月的武威，流光溢彩，国内著名专家学者齐聚武威，共享凉州文化学术盛宴。这是一场高层次、高水准的学术交流盛会，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以及本地专家学者等50多人围绕“凉州与中国的民族融合和文明嬗变”展开研讨。

本次研讨会包括一场主题报告、四场分组讨论。与会学者提交了近50篇论文，论文内容丰富，包括丝绸之路、五凉文化、民族融合、佛教文化、唐代河西军事、宋夏关系研究、元代蒙藏关系、明清军事、儒学文化等。与会专家学者论证严密，观点新颖，代表了各自开展的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们以更宽广的胸怀，跳出凉州说凉州，给凉州在中华文化发展中以更高的定位。

研讨会既体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前沿性，又与时代主题相契合。与会专家学者挖掘各个历史时期凉州文化的历史信息和人文精神，通过国际视野关注凉州文化在中国民族融合和文明嬗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索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的交流融汇的特点，展现多元文化的整体面貌，从而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与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凉州文化，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互相碰撞而诞生的美丽火花，是中华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二

祁连磅礴拥孤城，文物当年似两京。

会议学术氛围浓厚，交锋观点坦诚，既有宏观的整体论述，又有具体的文献考证，成果丰硕，对积极推进凉州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提高凉州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意义重大。

按照文化侧重点及各个历史阶段划分，本次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大概可分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不断深入挖掘河西民族融合的历史概况。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永胜副教授认为，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民族，它们有的融入了汉族，有的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活动足迹不仅在史书里有记载，而且在悬泉置汉简和居延破城子汉简中也有记载，从这些汉简记载的驿站名称也能反映出这些少数民族在武威地区及河西走廊的迁移情况。通过研究，揭示他们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迁移、定居情况以及西北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抛砖引玉，以期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中义教授认为，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民族文化的走廊，这个走廊上活动过无数的民族，留下很多语言。河西走廊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地区，如凉州（武威），这里很多地名除了汉语外，还有藏语、匈奴语、突厥语、波斯语等（喇嘛干沟、 祁连镇、长达板）。河西学院高荣教授认为，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大量成片分布的汉魏十六国时期墓葬。就随葬品及墓葬壁画而言，魏晋十六国与此前的两汉时期还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些变化，正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动荡、战事不休和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反映。武威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程对山认为，北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建立在河西的一个强大割据政权，匈奴贵族沮渠氏在与汉族人民杂处聚居的漫长岁月里，不断吸纳汉族文化，并逐步“汉化”而形成了统辖王国的较高的治理才能。主要表现在吸纳汉族王朝“罪己文化”传统，借鉴汉族政权方略建立国家治理之典章制度，重视文人儒士促进文化学术繁荣发展，开启南北两地文化交流通道等。

二是继续开展丝绸之路相关文化研究。对于丝绸之路研究，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清华大学国学院刘迎胜教授认为，考古学界的介入，让丝绸之路的研究更加深入。考古学界所讨论的东西远距离交流话题以考古学视角下的草原路、秦汉时期——以匈奴考古为中心的研究、蒙元帝国——东西交流的新时代等最引人注目。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玉红教授认为，既往的丝绸之路研究采用多元的进路，一是以“路”为中心的研究，二是以“物”为中心的研究，三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空间。学术界要从眼光向下的视角转换、注重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深入挖掘史料等方面努力，将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安福教授认为，在丝绸之路上，环塔里木盆地的历史文化具有广泛的融合性和开放性，是中原文明、草原文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汇融的地区，应分门别类整理出多样化的文化资源类型，将河西、北天山、河中地区连接为一个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文化区开展研究。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雷博认为，为了对中西部广袤的空间和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更具有人文深度的理解和发掘，有必要将“大”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有意识、成体系地标识、诠释和应用，特别是将中国地理上的开阔气象、历史中的波澜变化和社会中的复杂深刻等诸多维度相结合，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和探索。

三是在佛教文化研究方面有所拓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严耀中教授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走廊东往西来的佛教僧侣可谓不计其数，然以驻锡时久且圆寂于河西之天竺高僧，当推五凉时期的昙无谶。他对彼时凉州佛教之兴盛起着重要作用，亦对华土佛学之发展贡献巨大。上海师范大学陈大为教授探讨了10 世纪以前丝绸之路北道（疏勒、龟兹、高昌）佛教传播的历史，即由大月氏、康居经丝绸之路北道传入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以及高昌（今吐鲁番）地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潇鸫论述了凉州名僧慧常与道安僧团、前凉张天锡时期的译经活动、凉州佛教向内地的传播等都有极密切的联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吴洪琳教授认为，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之后，许多原来在凉州地区活动的僧人主动或被动地迁至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这些僧人在北魏境内讲经传道、翻译佛教经典、开凿石窟、完善北魏的宗教管理制度等，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北魏的佛教发展以及北魏的政治、经济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对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 5 窟鲁尼文题记进行了释读与研究，该石窟群位于交河故城西南雅尔乃孜沟南岸的崖壁上，始建于北凉据有交河时期，延续使用到蒙元时期。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柴多茂认为，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 年），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精心打造的皇家佛教圣地，历时70年完成。编号第 16 至 20 窟为早期洞窟，是凉州籍高僧昙曜主持设计、诸多凉州僧人开凿的，被称为“昙曜五窟”，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四是继续关注汉代历史文化。宁波大学历史系尚永琪教授认为，武威铜奔马在造型上将“天马信仰”的载体或象征物推到了一个艺术高峰，将“天马导荐”升天的场景表达到了极致。在其背后，实质上蕴含的是汉唐时期凉州、秦陇地区在马匹养育方面的地缘技术传承和时代风尚。古代凉州与秦陇是秦马、代马和天马为主角的东西物质文化交流的对接点，农业文明与草原文化的融合地，中国传统相马技术传播的主要源头地域，西域文明东传中国的蓄水池。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赵尔阳认为，西汉时武威郡辖有姑臧、张掖等十县，其中姑臧是武威郡治，到东汉末年时姑臧已成为河西地区的军政中心、商业都会。汉简记载姑臧县辖有西比夜里、休神里、沙上里等乡里。姑臧库是河西地区的重要武库，是河西边塞戍边士卒兵器的来源地之一。张掖县在汉简中时常被写作“小张掖”，以区别于张掖郡，汉代张掖县辖有陵里、和平里、西乡定武里等乡里。通过出土汉简以及汉墓发掘，我们可以对汉代武威郡 姑臧县、张掖县基层乡里和普通百姓生活管窥一二。

五是相对聚焦五凉文化。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教授认为，五凉时期流传的谶言和谶谣，活跃于五凉的政治生活中，有时能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成为事后的合理化诠释，共同服务于政治人物甚至于广大民众的政治选择。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刘进宝教授认为，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在河西尤其是“五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五凉历史文化是敦煌学产生的基础，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敦煌石窟艺术。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贾小军教授认为，自汉及唐，武威郡（或凉州）治所姑臧城一直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最为著名的都市之一。魏晋五凉时期姑臧城一直时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凉政权中前凉、后凉、 南凉和北凉都曾以之为都城，“从张氏前凉起，姑臧城的建设就日渐往规模成型、功能完备的名邑大都方向发展。到五凉时代落幕时，它已成为集政治、军事、文化各项功能于一体的河西大都会。而在经济方面，它更是通货四方的贸易中心。”其中前凉时期对姑臧城的经营最为重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冯晓鹃认为，河西士族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五凉时期，河西士人及其家族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索氏、张氏、李氏、阴氏、宋氏等著名的士族群体，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 面建立了诸多功绩，屡经政权更迭而不衰，深刻体现出河西士人“崇文尚武”的精神内核。这不仅是河西士人维护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五凉政权经营河西、西域的有力支撑；也正因如此，河西士族家学文化得以累世传承，并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魏军刚认为，十六国后期，河西政局的频繁变动，为魏安焦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魏安焦氏家族的兴盛衰亡，尤其是代表人物焦朗先后周旋于后凉、后秦、南凉、北凉、西凉各政权之间，反映了河西“小姓豪族”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在五凉王国中政治命运的沉浮。浙江理工大学朱艳桐主要探讨了张氏身处两晋之交政治格局变动中如何从刺凉到霸凉、从凉王到凉帝，走向独立的过程。认为张轨到张祚七任统治者，完成了从刺凉到霸凉、从凉王到凉帝的转变。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高启安教授认为，乱古堆为丝绸之路北线乌兰路必经之处，407 年，大夏掳掠南凉后撤退，南凉君臣商讨如何追击时，焦朗设计路线正是沿着乌兰路东下，在丝绸之路北线鹯阴路与乌兰路交汇处“阻水结营，制其咽喉”截击。因此，万斛堆即后世乱古堆、论古，“乱古堆”乃“万斛堆”音转。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元辉认为，五凉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五凉时期江南、关中一带的影响，对中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对五凉之后北朝及隋唐的影响，对隋唐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三是在隋唐以后对河西文脉传承的影响，明清时期形成的文教昌明局面就是五凉文化的文脉绵延。

六是探讨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薛海波副教授认为，6世纪突厥的扩张和征服，实际上是突厥游牧民族与粟特商业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欧亚丝路上竞逐经济利益，构建丝绸贸易网络的经济扩张。六世纪欧亚丝路主要国家和游牧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和交往，其背后都有争夺欧亚丝路控制权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浙江大学历史系冯培红教授论述了至德二载（757）正月，武威粟特商胡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孟庭伦共同起事，联合突厥、铁勒九姓部族，杀死金城太守及河西节度使周佖，再次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唐斗争，变乱波及整个河西走廊及金城郡。这场变乱发生在“安史之乱”期间，分处在东北与西北的两位粟特安氏竖起反唐旗帜，东西呼应， 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认为，关于回鹘与唐朝的绢马互市，学界多致力于民族关系与马价绢价格的高低，而很少关注绢马互市背后所掩盖的实质问题。以回鹘名义进行的大规模绢马互市，使回鹘汗国获利颇丰，而真正获利最多者当为粟特商人和摩尼僧。

七是重视对元代蒙藏关系与凉州会盟研究。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研究员认为，自古以来，河西走廊有着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河西走廊东西延伸 1000 多公里，整个区域分布众多历史文化遗迹。要结合河西走廊实地考察，大力挖掘探讨河西走廊多语文本碑刻资料在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金蓉认为，凉州会盟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盟不仅使西藏首次以法律形式归属了中央政府管辖，并从此固定了下来，还促成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雏形，固化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凉州会盟还在区域治理、民族关系、藏传佛教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历史意义重大。

八是关注宋代西北经略与宋夏关系。洛阳理工学院陈朝阳副研究员认为，熙宁三年至熙宁四年之间宋夏爆发战争，这次战争使宋神宗和两府官员对宋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决定了此后神宗朝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西夏的态度和边境政策。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研究员梳理了元代西夏后裔对刊行藏经的支持与贡献，管窥西夏遗民在元代佛教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对沟通汉传与藏传佛教，以及中原与西北文化上做出的突出贡献。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尚平通过对《宋史·地理志》中所记徽宗、哲宗时期的寨堡进行地理空间的对照，并利用了被人忽略的《定功继伐碑》中的记述文字，结合其他史料，对崇宁四年以后北宋的边疆军事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揭示出北宋在陇山以西以凉州、景泰草原和天都山北部为直接攻取目标的史实及其意图。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认为，借助黑水城出土文献及敦煌文献，可以看出，西夏积极吸收了以华严思想为基础的辽朝佛教，显教亦或密教都表现出此种特点。同时辽朝佛教绘画、造像也对西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得辽朝与西夏在佛教思想及艺术上体现出相似性和紧密性。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贾嫚教授以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地区遗存的乐舞图像为研究对象，并以西夏人的马尾胡琴为中心，探讨以黄河流域上游为中心的西夏人文化活动。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王申认为，辽、宋、夏、金等几个政权在较长的时间中呈现相互并存、竞争、合作乃至交战的关系，交织互动十分频繁。但粮食在交换中的作用或被低估。他以西夏经济文书中的记载为例，分析粮食在西夏多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永杰认为，11 世纪党项在中国西北建立夏国，引起东亚西部地缘政治变化，是唐宋时期东亚世界的重大变局。通过考察西夏建国与辽、宋二元格局形成之关联过程，以及西夏在宋辽秩序中的政治谱系，揭示西夏建国过程对东亚世界格局转变的意义。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梁继红认为，西夏征服凉州六谷吐蕃和甘州回鹘的河西之战，是宋夏实力发生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在宋夏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河西之战后，西夏完全占有河西走廊，版图和势力迅速扩大，形成与宋、辽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此后，河西走廊成为西夏稳固的大后方，源源不断为西夏输送兵马粮草，保障西夏立国期间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供应。

九是探讨明清时期移民文化、儒学教育、军需开矿等。河西学院河西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吴浩军教授认为，明清两代，凉州地区文教昌明，所出进士众多，在甘肃乃至全国占比都较高。除参加科举考试外，他们还进行了活跃的文化活动，或研读儒家经典，阐发其微言大义；或钩沉乡邦文献，弘扬先贤之不朽精神；或寄意名山秀水，抒发其高蹈情怀，勤于笔耕，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成为我们今天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展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之宝藏。玉门市博物馆馆长王璞以《清实录》文献记载为主，对清代祁连山西端的矿藏利用情况做研讨。清代由于军需，对祁连山矿藏的开发利用力度加大。上海师范大学马悦认为，屯垦移民是中国古代开发边疆、稳定地方的重要治理措施，移民文化亦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