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林(郑炳林:敦煌学正青春)
新华网:作为敦煌学的领路人,研究敦煌、研究敦煌遗书已经成了您的历史使命。为什么是敦煌?
郑炳林: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我是1982年留校任教的,那个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快毕业时,兰州大学要开展敦煌学研究,需要留人,我就选择了留校。当时兰州以西我基本没去过,敦煌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干啥事要有个执着的劲头。留校之后,也不知道怎么进行研究,就是一点一点钻研,也感觉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实际上真正了解敦煌的地位,就是季羡林先生说的敦煌是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我们在接触敦煌文献、敦煌艺术等这些文物的时候,越发感觉到敦煌就是多种文化交流、交往、交汇的一个地点,也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地区的一个点,还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个点。
新华网:还记得第一次到敦煌是什么感受吗?
郑炳林:第一次到敦煌感觉到非常震撼。
第一次到敦煌是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要编一个会刊,需要到敦煌研究院,当时叫敦煌艺术研究所,去采集照片。那时候敦煌基本没游客,还正好是冬天,只有一个讲解员带着我们两个人,看了近100个洞窟。以前上学的时候,段文杰先生给我们讲《敦煌艺术概论》,谈莫高窟,都是在书本上、在黑板上、在教室里,没有真正接触过石窟。后来到了敦煌,一进去才知道石窟原来这么漂亮。但是每一个石窟体现的内容,壁画体现的内容,石窟为什么这么修建,当时还是不知道,只是感觉到很震撼。就这样带着一种好奇心参观石窟,同时也是带着好奇心开始研究敦煌学。
新华网:曾经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经过40多年的潜心研究,您现在如何看待这句话?
郑炳林:我们现在不害怕国外的研究超越我们,我们要让敦煌学回归,又把敦煌学推出去,把敦煌学变成世界的敦煌学,人类的敦煌学。
这句话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也反映了当时一种实际情况。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打开以后敦煌学就兴起了,中国学者比如罗振玉、王国维先生最初接触敦煌学那个阶段,应该说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和世界是同步的,但是逐渐开始滞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表述大家都认为既是一种实际情况,也是对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刺激,激励了大家一定要进行赶超。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研究从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有计划进行。实际上经过这40年的敦煌学研究,已经实现了赶超。赶超之后,大家的心态从原来的不平衡逐渐就自信了。我们现在不害怕国外的研究超越我们,我们要让敦煌学回归,又把敦煌学推出去,把敦煌学变成世界的敦煌学,人类的敦煌学。
新华网:择一事终一生,一辈子研究敦煌,会不会觉得枯燥?
郑炳林:做研究,一定要有始有终,给每件事情画上句号,把这个事情干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研究敦煌学确实枯燥,整天跟文献打交道,但是当一个问题得以解决的时候,甚至一个字突然释读出来了,心情激动得恨不得跳起来。我们做了一个大项目叫《敦煌通史》,这个《通史》卡着我们最难做的是两汉部分,研究两汉部分的材料,除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外,就只有简牍了。于是我就拼命读简牍,最终完成了50万字的《敦煌通史》两汉卷。截至今年,《敦煌通史》七卷本整个就推出来了。于是这么多年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不敢离开书房,不能离开书,否则我就有一种恐惧感,感觉和别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做研究,一定要有始有终,给每件事情画上句号,把这个事情干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新华网:全世界敦煌遗书多达7万余卷,您还关注了碑铭赞,并完成了数百万字的《碑铭赞辑释》,碑铭赞蕴含了什么样的文物价值和史学价值?
郑炳林:通过这个研究,要把晚唐五代敦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弄清楚。
这是一个研究方向的转变。我最开始研究敦煌文书是在1983年左右,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刚成立,我研究的是医学文献。1984年我转到了研究历史地理方向。要把敦煌的历史地理弄清楚,就得借助敦煌人物传记、历史文献。记载最多的就是碑铭赞,也就是碑文、墓志铭、邈真赞。大概1992年底《敦煌碑铭赞辑释》第一版出版了,当时学术界也是公认的研究水平比较高。后来我感觉到还是有些不足,在2010年前后进行重新校订,于2019年又出了第二版。通过这个研究,要把晚唐五代敦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弄清楚。研究无止境,现在我已经开始做第三版了。
新华网:第六届敦煌文博会即将召开,这是文化交流的盛会。古丝路上的人文交流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郑炳林:从考古和文献来看,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早已有之。
我们如果从考古来说,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特别是玉门的火烧沟文化遗址,那个时期咱们跟中亚地区已经开始交流了。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的冶炼技术,就是从中亚地区传来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西方交流是非常密切的,这是从考古上来说。从文献来说,有一部书叫《穆天子传》。穆天子(周穆王)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900多年,文献记载穆天子在即位后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间到过罗布泊地区,到过敦煌地区。还有一个文献叫《山海经》,有人认为这是神话故事,但是它记载了罗布泊,记载了敦煌。通过现在的研究,实际上它是最早的一部地理文献,在那个阶段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已经沿着丝绸之路到达罗布泊地区,到达帕米尔高原。
新华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您认为未来怎样能让更多的人投身到敦煌学研究中来?
郑炳林:敦煌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高深精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普及这些高深精的研究成果。
我想敦煌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高深精专的研究,我们要把敦煌放在世界背景下。比如我们看汉代的敦煌,不仅仅看敦煌郡,我们还要看西汉通过敦煌郡经营青藏地区、蒙古高原、西域地区,包括天山南北,如何通过这个区域抵达中亚地区,打通国际交流的通道。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大背景下的敦煌。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应该就是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普及这些高深精专的研究成果,通过了解敦煌实际上也是了解中国。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现在谈自信,是有国家的强盛做后盾,我们做起研究来才更有保障。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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