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怎么样(中国人该怎样看待日本?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如何看待日本?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笔者的角度出发,至少在小时候很难谈得上“看待日本”,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并没有形成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更谈不上成逻辑的思想。只是在课堂中,在家里,在电视上学到或听到鬼子侵华的事,就觉得这个国家很讨厌,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等等。
后来开始念了一些正经的书,也渐渐地有了些自己的思想,便对日本有了更一步的、深入一点的认识。笔者逐渐了解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国民性等等,也由此对于中日关系有了些自己的拙见。
这篇文章,便和各位朋友聊一聊笔者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当然,笔者才疏学浅,只供大家茶余饭后一抹嘴角。
艰辛的历史
我们姑且不谈古代中日两国的交往,单论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记得以前看《百团大战》这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情节令我记忆尤新,1940年的一天,林森问蒋介石中国人开始抗日的时间,蒋介石答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之后又补充称若从九一八算起,应已抗战了十年之久。
林森摇摇头,说道应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里所提到的“光绪二十一年”便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那一年。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争持续了大约一年,中国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赔偿给了日本两亿两白银。这是日本在近代给中国人民制造沉痛苦难的开始。
台湾被割给日本后,广大台湾爱国民众英勇反抗日寇,林森也是在这一时段加入了抗日军,开始了中国人林森的抗日生涯。
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将“拓殖”作为本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开始对外扩张。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二线说”,主张控制朝鲜,进而以此为跳板击败俄国,乃至吞并中国。
这一理论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以实践。1910年,日韩两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就此被并入日本,朝鲜半岛进入了长达三十五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吞并朝鲜后,“胃口”越来越大,逐渐将侵略的触角全面伸向了中国,开始不断以各种手段蚕食中国,制造事端,妄图以朝鲜半岛为跳板“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继而“称霸世界”。
后,日本出兵占领了东三省,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开始同日寇周旋于白山黑水之间,局部抗战开始。三六年十二月,西安城内,一众参与爱国反日游行示威的人群中,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学生冲着前来劝阻的张学良喊道:“校长(张学良曾任东北大学校长),您什么时候带我们打回老家去?”
后来,便是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煞费苦心地不断挑起事端,妄图通过步步蚕食的方式,逼迫中国让步,以达到最终控制中国甚至灭亡中国的险恶目的。
再然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全国上下,无分南北,无分老幼,皆参与到了这场与日寇生死存亡的搏斗之中。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若从卢事算起,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共有约3500万军民伤亡,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这些经济数字折合为当今美元的购买力约为21420亿美元和107100亿美元。
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有力地策应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拖住和抗击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到94%。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69%。
抗战结束后,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加之蒋介石忙于应付内战,因此中日之间的往来除了旧日本军人、侨民的审判、关押、遣返之外,并无太多其他。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谈判也并未落入实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从现实角度考虑,有意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并主动释放出了两国和解的信号,但随后发生的三件事打断了这一进程,分别是:1951年,美日单方面签订“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复交”。
此后,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往来几乎完全中断,双方间的政治关系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敌对状态”,交往也仅局限于民间贸易往来。
不过,坦诚地讲,除去1958年的日本右翼长崎国旗事件导致的中日短暂贸易断交外,自1949至1960年间,中日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整体还是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的。
并且,不仅是贸易,在这一时段,中日两国间的体育交往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1956年日本政府允许中国代表队入境日本参与世界乒乓球大赛。
中苏关系交恶后,中日两国间的商业联系变得愈发频繁。1962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已经取代苏联,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主张对华交往的田中角荣接任佐藤荣作成为新一届日本首相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出现,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开始改善。
1971年10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日复交三原则”,标志着中日两国已经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同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正式建交。
怎么看待这个新邻居?
中日两国建交后,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怎么看待这个新邻居?这种争论在改革开放后尤为明显。
排除掉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理论等汉奸学说,从逻辑的、较理性的思考角度,彼时的中国社会在对日态度问题上主要有三种主流观点,分别是昔今异变论、应时警惕论、时刻警惕论,政治光谱上则呈现出一个波谷的态势。
“昔今异变论”主张过去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和平宪法”已经使日本不再具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况且战争罪行也不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一代犯下的,因此不应对日本持敌视、仇视的态度,而是应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昔今异变论”承认日本犯下了战争罪行,但并不强迫日本对此公开道歉。
“应时警惕论”认为战后日本的整肃时间太短(仅持续了约5年),故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并未被完全清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然在兴风作浪,日本仍然存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整防卫军的可能性,因此要在保持对日友好交往的同时对日本保有一定的警惕,尤其是要警惕日本的内政、外交与军事政策调整。“应时警惕论”承认日本犯下了战争罪行,并主张日本应对此公开道歉。
“时刻警惕论”则坚持日本实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的文化就是对外扩张性的,不会因为换了一种政治体制就会发生多大改变。这种论调认为中日关系绝无友好之可能,保有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已是两国关系的最好状态。“时刻警惕论”承认日本犯下了战争罪行,主张日本应对此公开道歉,并且坚持日本应对中国作出战争赔偿。
对于笔者来说,笔者认为,对待日本,我们所应采取的最好的态度应该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一句语出《论语·宪问》,意为“以恩惠来报答别人给自己的恩惠,以正直的行为去反击别人对自己的攻击”。
坦率地说,我很难说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恩惠”。如果有,莫非是1989至1995年之间的这段时期?
1989年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开始实施对华“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第三批对华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等,而在这一时期,日本率先摆出了不一样的姿态。
1990年7月,海部俊树政府在“七国集团”中首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这些贷款对于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期的中国,是具有着重要价值与意义的。
次年8月,海部俊树访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艰辛外交局面。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访华。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士访华,对日本的侵华历史表示道歉与反省,史称“村山谈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士称这段时间为“中日蜜月期”,是中日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最好的一段时期。不过,这一良好局面并未持续多久。
1995年,日本再次冻结了对华贷款。从这以后,中日两国间围绕“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日本教科书修正问题”、“日本和平宪法修改问题”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争执不下。日本的右翼势力也不断兴风作浪,破坏中日正常交往。
对于前文所述1989至1995年间日本政府的作为,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恩惠”,一方面是源于笔者朴素的民族情感——这些贷款与外交支持与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痛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另一方面,进一步恰到地说,笔者也并不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什么所谓的“恩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决策都是出于本国战略考量作出的,都是以本国人民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内选择对华缓和,主要也是因为日本经济进入了泡沫破裂时期,日本需要一个市场来释放本国的经济压力——中国大陆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这一时段联合国系统内的安理会改革也处于进行过程之中,日本也希望通过此举令中国至少不会反对日本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将国家拟人化都是一种不恰当甚至有点危险的行为。
笔者觉得“恩惠”这个词或许过于抽象和夸大了,通俗的讲,就是人家做过的好事,我们自然要记得,并在适当时机予以报答。
而若说我们应该感谢的对象,自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那些持正确的历史观,一直致力于维护中日友好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工人,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教授,是汶川地震时远道而来的日本救援队员,也是武汉疫情时募资捐赠口罩和医疗物资的普通民众。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另一半——“以直报怨”就更易理解了,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并且应该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苏,一切对日交往活动都应建立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政府敢对中国作出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们必然会做出有力的回击。
结语
在文末,对于日本国内愈发活跃的右翼势力,笔者想告诫日本,日本政府应该重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倾向,不要养蛊自重。
正如村山首相所说的,日本应该牢记,只有当日本正视历史并且坚持和平宪法时,日本才会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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