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计算器(从穷小子到耶鲁博士，这部电影“唱”出美国“乡下人的悲歌”)

最近有两部美国电影是由非虚构文学所改编的，一部是《无依之地》，另外一部是《乡下人的悲歌》。影片被翻译过来，也使用了文学著作的原名。最近国内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新的非虚构书——《下沉时代》。这三部关于美国的纪实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表述美国的衰落。本文主要谈一下《乡下人的悲歌》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

非虚构文学：

美国的“乡下人文化”

《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其标题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作者意欲传达的思想。

这本书指出，个人贫困和悲剧的主要来源并非在于制度和结构，而更在于他们的乡下人文化——显然，J·D·万斯认为他的家庭所历经的社会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的问题：懒惰、没有希望和心理上的颓废状态。Hillbilly是乡巴佬的意思，或可译为山民，本书所讲述的这一文化地带是作者所居住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西侧——J·D·万斯出生于肯塔基的杰克逊，后来去了外婆生活的俄亥俄州城市米德尔敦，这是已经衰落的钢铁城市，所以也被称为锈带。

作者的童年和少年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侧的两个城市之间穿梭，他所谈论的美国乡下人文化特别有趣，与中国人也颇多相似之处。这些山区的人十分爱国，对死者很尊重；尤其是中南部山区的州民很多都在北部的密歇根或者印第安纳州打工，每到圣诞节或感恩节，23号国道上可以看到很多车，都是返乡的乡下人，很似中国的春节景象；小镇上的年轻人都离开故乡去大城市了，故乡开始空心化。但这里的乡下人有一些非常难以言喻的东西——不相信任何媒体，对于一切都不信任，有时候吸毒、酗酒，喜欢使用暴力。J·D·万斯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暴力和吸毒的阴影下度过的，后来是外婆拯救了他。外婆也是一个满口粗话的老婆子，她的车座下随时带着枪，但对孩童却充满了慈爱。在她的感召下，J·D·万斯的学习成绩逐渐好转。

《乡下人的悲歌》2016年出版，J·D·万斯出生于1984年，彼时他才32岁，最大的成就是从一个米德尔敦的穷小子变成了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在其他方面，似乎还没有建立值得骄傲的业绩，但他书写的自传却在美国一纸风行，长时间占据亚马逊排行榜的前十位。在作者居住地的乡下人——比如作者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政治光谱一直是变动的，一会儿是欧式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拥趸，一会儿是保守主义者，这都取决于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变迁。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上一代本来喜欢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为基层劳工说话；但是当他们辛苦创业将自己变成中产阶级并且艰难谋生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时还不如那些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生活得好。作者看到一些人用政府发的福利券买汽水再卖掉，而且会拥有手机等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东西。这让他很困惑。他也看到：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地区许多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

电影版：戏剧化导致简单化

电影版《乡下人的悲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那时万斯不过十几岁，他在外婆的故乡肯塔基乡下度假。电影呈现了他所生存的环境，小孩之间的霸凌，以及亲戚众多的家庭对于他的保护。影片也通过叙述交代了外婆从肯塔基搬到俄亥俄的原因——她13岁就怀孕生子，为了逃避，来到了米德尔敦。这个没有规划的被动的人生情节，仿佛是未来命运的基调。

大约十分钟后，影片从男主人公的少年时期跳跃到了他在耶鲁读书期间。此后影片就频繁使用倒叙的方式来进行（原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述的），将今天的事件以及人物性格发展和作者个人史中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对照，仿佛让历史为今天发生的一切提供一个注脚，两者有了有机的联系。电影这种改编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对整个事件进行加工和提炼。在读博士学位的万斯虽然荣升常青藤大学，但是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在假期招聘的过程中，招聘酒会如同一次考试，点酒和繁琐的刀叉使用法，都让这位穷小子汗流浃背。这时，姐姐从米德尔敦打来电话——母亲又吸毒了，需要他回去一起解决。在焦虑和紧张中，他得罪了前来招聘的大人物。

在男主人公的所谓“上流生活”中，故乡小城作为一个阴影和制约的元素一直存在着。电影讲述了万斯在学校中的不适，并交代了早期家庭教育带给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将原著中相对松散的叙事进行了集中化处理，当下发生的事情和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直接地建立起来。

原著中的因果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电影要有效叙事，就必须将这一切浓缩在一个更紧密的时空里，转化为在电影叙事时间单位内视觉上能够呈现并被观众感知的东西。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曾经创作过《美丽心灵》《对话尼克松》《阿波罗13号》的朗·霍华德，是一位有经验的电影导演。影片的戏剧化提炼，当然仍然遵循了原作品中叙事的逻辑，但也颇有一些虚构的戏剧化情节。比如，在小万斯被外婆从母亲有点堕落的新家中召回来后，由于没有对他家来说过于昂贵的计算器，就去偷窃并被抓住。外婆适时施以教育，小万斯仍然桀骜不驯，但后来他发现外婆只能领取免费的福利餐，且自己舍不得吃都给了他的时候，他忽然懂事了，开始做家务、写作业，打工赚钱。这个偷窃的情节是电影里才有的，原著中并不存在。这无疑为电影主人公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戏剧化的过程。所以说本片的创作，从剧本设计到影像传达都十分好莱坞化。但是它对于万斯命运的解释，仍然过于简单化了。

另外，原著中所强调的社区问题——到处都是不正常的家庭，影片仅仅用了几个远景拍摄下来的隔壁的争吵来表达，显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电影版《乡下人的悲歌》的观赏愉悦还是有的，但是它必然地简化了事实。所以美国的影评人也认为，《乡下人的悲歌》应该拥有一部更好的电影。

关于《乡下人的悲歌》的争论

《乡下人的悲歌》原著中还强调了主人公被军队教育所强烈塑造的过程：万斯去了伊拉克，但是没有上前线，而是负责当地社区工作的联络并当上了媒体联络人。在这里他得到了历练，修正了心态，学会了“希望感”，改变了在老家山区“我什么都控制不了”的习得性无助感。他用自己的收入帮助外婆购买了每月300美金的医疗保险。他的心态和才能逐渐向好处发展。当他去了耶鲁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学费其实比一般学校更便宜，因为有很多助学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思，认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工人阶级过于悲观而且不思进取，他们还正在推动一个“将一切失败都归结于政府和社会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至今仍然有大量的人追随”。万斯认为人们应该停止抱怨，我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政府希望用神奇的政策来帮助乡下人，其实很多公共政策在帮倒忙，问题在于在这里的人们缺乏一些道德和行动上的“完美的示范者”。

《乡下人的悲歌》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了大量的争论，也存在大量的指责。很多人认为作者的叙述虽然是自传式的，但仍然是偏颇的——作为硕果仅存的幸存者，他的代表性并不强。的确，米德尔敦因其工业外迁至国外，导致市民的贫穷和生活的无依，这的确是全球化这种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与市民的道德无关。万斯比较忽视这方面的因素，而更强调个人奋斗的部分。

十几年来，表达美国社会下沉的影片很多，我还推荐《温蒂与露西》（凯莉·雷查德导演，2008年），这部影片与欧洲左翼导演达·登内兄弟的电影异曲同工。去年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也可以提供参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当然，别人的悲歌听听也好，但不能混淆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要干扰了我们对于自身现实的思考。

（原标题：《乡下人的悲歌》 从非虚构文学到电影）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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