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法学院-清华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刑法应增设必要轻罪，防类推适用重罪

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典”，但刑法学界仍普遍认为有必要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级版”，“升级版刑法典”应当聚焦哪些议题？1月4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周光权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呼吁，未来在我国刑法中应对重罪和轻罪进行明确区分，有助于真正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增设必要的轻罪，避免在没有对应轻罪时，法院类推适用重罪。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周光权。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呈现何种特色？

拓宽处罚领域，赋予刑法参与社会治理技能

回顾我国四十年来的刑法立法进程，周光权介绍，我国在197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其立法根据是宪法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1979年刑法的特点是罪名少、刑罚轻缓。在1979年刑法正式实施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正常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了迅速建构相对灵活的法律规则，适应惩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我国制定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周光权介绍，从1981年起，刑法立法进入高度活跃期。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通过制定决定和补充规定的方式，对刑法作出修改和补充，到1995年共制定了20多个决定和补充规定，单行刑法由此产生。另一方面，在民事、行政、经济等107部法律中规定了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条款。例如，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雇用、容留妇女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160条（流氓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模式的实质是在其他法律中设立了新罪名。据此，1979年刑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刑法体系。

“但是，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过多，过于分散，其中还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既使得司法适用上难度很大，也可能使法制的统一性受到影响。”周光权称，因此，1997年刑法进行大规模修订实乃迫不得已。

他表示，1997年修订刑法并非单纯对1979年刑法的部分修改，而是将1979年刑法与其他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进行系统整合，作进一步完善后编纂为统一的刑法典。

周光权进一步介绍，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于1998年12月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之后陆续通过了11个修正案。目前，《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在审议中，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通过。

周光权观察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刑法立法具有以下鲜明特色：大幅度拓宽了处罚领域；增设与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有关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法益观；增加了新的处罚手段，刚柔相济；赋予了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能。

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典”

应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级版”

值得一提的是，从世界范围内看，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多元立法模式（即将刑法分为普通刑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三类）、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刑法典）。

周光权认为，1997年我国制定了统一的刑法典，充分表明在很多国家实行的普通刑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并存的立法模式，在我国存在“水土不服”的突出问题。

他介绍，理论上的多数说法认为，应当维持统一刑法典。主要考虑是：一方面，分散立法的模式，由于立法思想不统一、立法方式不协调，导致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影响了刑法施行的效果。另一方面，从满足司法实务需要上看，我国地域辽阔，基层司法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分散立法导致法条关系复杂，准确“找法”及理解法条竞合关系等，都使得实务中运用起来困难重重。制定统一刑法典，就可以使法官处理刑事案件时都从刑法典中寻找裁判依据；评价法官处理刑事案件能力的标准，就看其对于刑法典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典”，但周光权也提到，其是法典化立法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的产物，刑法学界认为，在新时代有必要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级版”。

“升级版刑法典”将聚焦哪些议题？

落实罪刑法定，增设必要的轻罪

周光权认为，必须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1997年刑法的一大功绩是废除类推，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未来基于法典编纂的理念全面修订刑法典过程中，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好这一原则以有效约束司法权，使得一贯地以保护公民权利的面目出现的“确定的”法官裁判更容易求得，这无疑是对立法者的一大考验。

周光权称，具体而言，在刑法分则中尽可能减少空白罪状的立法，减少关于定罪的授权性规定，将罪刑关系明确化，以减少刑法立法在合宪性、合法性方面的疑问。同时，需要更加精准把握明确性原则，防止对构成要件设置的不确定和模糊性。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家的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轻罪，高于这个刑期的是重罪，但我国刑法中没有类似规定。周光权呼吁，未来在我国刑法中应对重罪和轻罪进行明确区分，有助于真正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

周光权还建议，应增设必要的轻罪。他表示，在近年来的多个刑法修正案中，增设轻罪的趋势都比较明显。不过，有些轻罪的增设，在理论上也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如果不规定轻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在没有对应轻罪（如高空抛物罪）时，法院极有可能类推适用重罪（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周光权称，我国现行刑法以及随后的修正案规定的具体犯罪看似很多，但由于大多缺乏类型性，从而产生了许多处罚漏洞。缺乏类型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许多犯罪缺乏基本法条的规制，导致原本只需要一个法条就可以描述的犯罪行为，刑法典却用了十几个法条甚至更多的法条，但仍然存在漏洞。

他表示，在自然犯领域，刑法还应当增设一些常见犯罪，如暴行罪、胁迫罪、泄露他人秘密罪、侵夺不动产罪、伪造私文书罪及使用伪造、变造的文书罪等，以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与正义。在法定犯领域，关于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环境保护、克隆技术、基因编辑以及金融等领域，也还需要增设大量的行政犯（指违反行政法规而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予以规制。

采写：南都记者 刘嫚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