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看医生给美女打针(知青往事：赤脚医生给我打针后我说屁股疼，她天天给我送煮鸡蛋)

在陕北插队落户期间，我曾恶作剧戏弄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结果我俩互生好感，最终她成了我的婆姨。我虽然因为娶了农村婆姨失去了招工进城的机会，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的婆姨给了我无比的快乐和温暖，我很知足。

我是1969年1月下旬来到陕北延安地区的张家坪大队插队落户的，我们十一名北京知青（六名男生五名女生）被分派在张家坪一队。当时在老乡家里借住了半年多，后来队里为我们修建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就搬到知青点吃住去了。

我当时是以社会青年的名义下乡插队的，因为我的年龄最大（当年二十二岁），平时劳动积极表现也好，主要还是干活有力气，张队长就让我担任了知青点的小组长。

来到陕北的第二年秋后，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场院晒粮种，几名骑自行车的公社干部突然来到了我们生产队，他们说是下来检查什么工作的。张队长和大队书记领着他们挨家挨户看了一边，发现社员张立成家的院子里有三只羊（有两只是十几斤重的小羊），公社干部说他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割掉他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当即就把他家的两只小羊给牵走了。

那时公社规定，一家最多只能养一只羊或一头猪，超出规定范围就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看公社干部牵走了自己家的羊，张立成的婆姨跟在公社干部后面哭。他们路过场院的时候，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走过去跟他们理论。

公社干部知道我们北京知青不好惹，他们听我说回北京要把这事告诉毛主席。这下那几个公社干部好像害怕了，又把那两只小羊还给了张立成的婆姨。因为这事，张立成一家人都很感激我们北京知青。也是因为这件事，公社干部也记住了我们张家坪大队的北京知青。后来分配招工指标，我们张家坪大队明显比其他大队少。

1973年秋天，县五金厂招工，张队长把唯一的一张招工审批表给了我，我却没能通过公社的审批，原因不言自明，肯定跟张立成家的那两只小羊有关，那次公社干部特意问了我的名字。

那年冬季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我父母问我在陕北的生活情况，我实话告诉了我父母得罪公社干部的事情。我父亲说实在不能招工进城，就在陕北找个对象结婚安家吧，毕竟我也二十五六岁了。

过完春节回到陕北，我就开始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张秀巧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都二十二岁了还没找到对象。听村里人说张秀巧很想找一个有文化的后生，所以她挑来挑去到了二十二岁还没找到对象。

春播春种结束的时候，那天下午一场中雨不期而至，在山上劳动的社员都被雨水淋湿了衣服，夜里我就发起了高烧，还头疼得要命。

到了天亮，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林永杰慌忙穿好衣服，脸都没顾上洗，就小跑着去二队找赤脚医生张秀巧。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张秀巧背着她那个小药箱气喘吁吁地跟着林永杰跑来了，她给我测了一下体温，三十九度多，问我有什么症状，我说头疼浑身难受。她思谋了一下，说：“我给你打一针吧，大青叶加上安痛定，打针比吃药效果好。”

张秀巧用开水烫了一下注射器，很麻利地在臀部给我打了一针，我刚感觉到疼痛，她就笑着说：”好了，打完哩，把裤子提上吧。”

到了中午，我就退烧了，感觉浑身也轻松了很多。按照张秀巧的嘱咐，午饭后我又吃了一片安乃近，喝了一碗开水，就躺在炕上休息。队长也知道我发烧了，他说让我在家好好歇上一天，等不发烧了再下地干活。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张秀巧背着药箱又来到了我们知青点，给我测了一下体温，笑着我：“体温正常了，不发烧哩，就不用打针了，多喝点，好好歇一下就没事了。”

看张秀巧一脸轻松的样子，我故作很痛苦地说：“张医生，我的臀部咋这么疼呢？走路都不敢走，坐着屁股也疼。”“你走一下，看看哪边疼啊？”一听我说屁股疼，张秀巧顿时紧张起来，她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指着打针的地方说：“就打针的地方疼，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毛病。”

张秀巧让我褪下裤子，看了看打针的地方说：“不红也不肿，这是咋回事嘛？要不用湿毛巾热敷一下。”张秀巧说完就要倒热水给我热敷，我赶忙说：“张医生，你去忙吧，等一会我自己热敷一下试试。”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张秀巧背着她的小药箱又来了，问我好些了没有。我说昨晚热敷了半天，好像没啥效果，还是疼。

张秀巧又让我褪下，看了看打针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怪事，不红也不肿，还能是扎在神经上了？”

吃中午饭时候，张秀巧给我送来了几个煮鸡蛋，看我还是说屁股疼，她说要不去公社卫生院看一下，别是扎坏了神经。我说等过两天看看，也许过几天就好了。

第三天开始，我就下地干农活了，还是装作屁股疼，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一连好几天，张秀巧天天都到知青点来看我，给我送鸡蛋，还到公社供销社给我买了一点红糖。

我看张秀巧是真害怕了，她总是担心扎坏了我的神经。我就宽慰她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就算不好，我也不会赖你的。”

听了我的话，张秀巧竟然抹起了眼泪，她非要带我去公社卫生院，还说不用我掏钱。我说啥也不去，张秀巧心里总是不踏实。

我怕吓着张秀巧，又过了两天，她来看我的时候，我说好多了，不那么疼了，走路也不瘸了。看我走路真的不瘸了，张秀巧很高兴，又一次抹起了眼泪。

就这样，我和张秀巧一点一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我俩互生好感，她看到我时，脸上就会荡起桃花一样的红晕。

1975年秋后，在张队长的撮合下，我和张秀巧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中，我应该是最早和陕北农民结婚的北京知青，我也为此事纠结了好久。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一名北京女知青嫁给了当地农民，我心里才不那么纠结了。

婚后的生活很简单很快乐，洗衣做饭张秀巧从不让我动手，就连挑水推磨，她也不让我干。她说我是男人，男人咋能围着锅台转，男人要干大事情哩。

当时是集体生产大帮轰，不让做生意搞买卖，就连自留地都不让种，我这个男人就算浑身是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啊。

那年年末招工，我倒是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公社那两名对我有成见的干部也调走了，可我还是没能进城当工人，原因是我和当地农民结婚了，就不能享受招工进城的待遇了。当时的这个规定，我很不理解，咋会有这样的规定呀。

后来在张家坪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都陆续进城了，张家坪大队还剩下了我一名北京知青，当时我也惆怅失落了好一阵子，张秀巧的温柔和体贴很快就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我很快就振作起来，利用早晚的时间，我开垦了不少荒地，种了玉米和洋芋，还偷偷养了好几只羊。娃娃的出生，我的干劲更足了。

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生产责任制，我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公社知青办安排我到公社邮电所工作，后来我成了邮电分局的局长，直至退休。

退休后，我带着张秀巧回到了北京，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离开北京四十年，我又回到了北京。

我的知青经历中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我的生活也很平淡，但我很知足，因为我娶了一位勤劳善良又贤惠的好婆姨，我有了一个和睦温馨又幸福的家，我感觉无比幸福和快乐。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长文师傅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