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茶庄 美女(易武古镇，因茶沉浮)

1994年，台湾茶人在收藏的普洱茶饼内票上找到原产地，远赴云南易武，寻找老茶。

27年后，我偶然看到他们当年拍下的一张照片，临时起意也想去趟易武，寻找老街。

在那张竖幅照片上，上半是云雾笼罩的高山，下半是泥墙黛瓦的小村，看不出前后景相隔多远。民居依山错落，破烂的主路与一条石阶小径在画面中央交会，不知各自通向何方。

现在，易武老街仅剩的几间老宅被茶叶作坊包围着。 （丁子凌/图）

古树新生

听说我要去易武，卖茶的朋友很诧异：“你又喝不了茶，一喝就醉，去干嘛？”几个月前在西双版纳为旅游指南调研的朋友抛来一张街道开膛破肚、泥泞不堪的照片，“易武地方不错，就是大路修得一塌糊涂。”我乐观地忖度着，已经开始进入春茶季，肯定修好了。

去易武注定要翻山越岭，充气枕随着海拔起伏时胀时瘪，路边植被从橡胶树、香蕉树渐渐变成茶树。穿过气派的“中国贡茶第一镇”牌楼，路边开始零星出现人家和茶厂，又行一阵，车子在狭窄的街道左右闪躲，终于停了下来。虽然朋友已经打了预防针，眼前的尘土飞扬还是猝不及防，一辆外地牌照的越野车呼啸而过，我赶紧压了压口罩。

不足两公里的主街很快就走了个来回，路面还在修，房子还在建，易武看起来并没准备好迎接来抢春茶的各路茶商大军，我过于乐观了。不过转念一想，茶客大概不比游客，有好茶就够了。短短一条街上，宾馆、客栈一家挨一家，茶庄、茶号、茶厂、茶叶初制所……各种名头的招牌宣告着，茶是这里的“命根子”。

初到易武，不见一丝那张老照片的印迹。我灰头土脸地找了家客栈，随口想还个价，正在喝茶的老板笑道：“一看你就是来玩的，不懂行情，再晚几天，三月下旬到四月，我们还要涨价呢。”说着邀请我一起喝茶，我喝第一杯时，他瞟了一眼，大概已经看出是个外行，强调道：“我这可是纯正的古树茶，不像外面卖的易武茶都不知道掺了什么。”我辨不出真假，只觉得喉咙很滋润，回甘持久，想要多饮几杯又怕醉茶，老板见我无意买茶也意兴阑珊。

虽非茶友，我却老爱往茶山跑，之前去景迈山、南糯山、章朗，都会给亲朋带些古树茶，这两年越发觉得买不起了。2007年，普洱茶市场曾像股市一样崩盘，资本洗牌后，茶价又重新上涨，一路飙升到每公斤干毛茶成千上万元。确切地说，值钱的只是古树茶，多古才算古呢？茶友、茶农、茶商众说纷纭。2011年颁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将古茶树限定为野生型茶树和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然而树龄的测定并非易事，大部分都是老人凭记忆口口相传。

作为后辈的台地茶广泛种植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茶树低矮密集、萌芽力强、产量很高，使得东一棵西一棵、不便采摘管理的古茶树相形见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弃置，甚至砍倒。谁料命运轮转，现在古茶树翻身成了摇钱树，采茶叶就像摘钞票一样，要爬再高都没人抱怨了。

晴时露天晒青，天气不好则利用晒棚。 （丁子凌/图）

瑞贡天朝

离客栈不远的岔路口立着一块大石头，厚厚的灰尘蒙住“茶马古道”四个红字。从那里拐上坡道，爬至高处俯瞰易武，脑海中冒出四个字——野蛮生长，正如当下的普洱茶市场一样。云南古镇常见的屋顶露台在这里大多用透明建材围了起来——那是给茶叶遮风挡雨的晒棚。

远远看见几株大榕树遮天蔽日，这片被称为公家大园的树荫下，曾经每日迎来送往，马帮在这里歇脚、装卸茶叶、举办隆重的启程仪式；如今忙碌的场景转移到各大快递公司运营点，而这里只有茶客朝圣和游客打卡，也是不远处易武小学孩子们的游乐场。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茶马古道起点”，几个外地年轻人正在录制视频，不知是做茶叶还是旅行自媒体。我退到远处想拍一张全景，坐在坡地上玩耍的男孩喊道：“拍树干什么，神经病！”也许在他们眼里，正常的游客都应该去拍树下的雕像：马锅头赶着六匹马，马背驮的竹筐上分别刻着——曼撒、倚邦、革登、蛮砖、莽枝、攸乐——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的名字。

几株大榕树庇护着茶马古道起点。 （丁子凌/图）

古六大茶山中，曼撒属易武土司管辖，因火灾衰落后逐渐被易武取代。从清朝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易武一直是普洱七子饼茶的加工集散中心。从这里启程，马帮兵分三路：北上赴京、西穿藏地、远下南洋。其中运往京城的头等要紧，那是给清廷的贡茶，1732年起，易武和倚邦土司分摊贡茶任务，易武主办约130年，年纳贡66666斤（旧制1斤等于596.8克，约合40吨）。饮用普洱茶一度成为皇宫贵族的风尚，见多识广的曹雪芹还在《红楼梦》中点了一笔普洱茶有助消化的功效。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内藏的一块碑上记载着，雍正、乾隆年间，为应付巨大的贡茶采办压力，清政府号召汉人上茶山，给外地茶商颁发执照。响应最积极的是石屏人，这些明朝初年从江南迁到云南的移民，给易武带来精细的制茶工艺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在傣、哈尼、瑶等民族的世居山林里建起一座汉人商业王国，创办知名茶号数十家，听管理员介绍，博物馆所在地就是石屏会馆的旧址，易武许多村寨主体都是石屏人的后代。

经人指路，终于在山的另一面遇见静谧的易武老街。石板路尚在，老宅仍存几间，爬来爬去也没对上照片中的街巷，索性闲逛。大炒锅旁堆得高高的柴火，随处可见的晒架和竹簸箕，外墙上的宣传照片、文字和二维码……几乎每家都能找到经营茶叶生意的线索。

每隔几步就会碰到由政府设立的重点文物保护碑，写着某某茶号旧址。这些老茶号有的被后人重新注册经营，守住老宅和家业；有的则遭人抢注，房屋也几经转手，命运不尽相同。其中车顺号曾获道光皇帝御赐的“瑞贡天朝”牌匾，代表着易武贡茶历史的高光时刻，如今车顺号旧址门上贴着孝联，复制的牌匾正对着一个简易鸡窝。

老茶号车顺号获御赐“瑞贡天朝”。 （丁子凌/图）

清末，普洱茶随时局衰落。抗战时，东南亚销路又被完全切断。建国后，私人茶号逐渐收归国有，而后受政治运动影响，茶山一度荒芜。1970年，易武老街又遭大火，一半沦为废墟。

好在，先民种下的古茶树一直坚韧地生长着，而当年走水路到香港的茶饼也为多年后的普洱茶复兴埋下种子。

易武滋味

在老街上路过一间敞着门的家庭作坊，我探头仔细打量了一番，空间不大，设施简陋。两张大炒锅嵌在靠墙的水泥灶台上，旁边的机器看起来也是炒茶用的。地上铺的方形席子、架上堆的圆形大簸箕都由竹篾编成，中间或深或浅地浸染着茶叶汁液的颜色。茶农采摘的鲜叶经过摊晾后，在这里完成杀青和揉捻两道工序，炒茶的火候、揉茶的手法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和标准。无数个类似的小作坊、初制所散落在云南各大茶区的村村寨寨，我不禁对其卫生监管打个问号。

下到坡底的一片平地，成排的簸箕整齐躺在晒架上，经过揉捻的茶叶卷成条形，薄厚均匀地铺展开，等待完成晒青环节。我把相机高举过挡在身前的铁丝网，主人冷冷丢下一句“不能进去”就转身回屋了。又至一栋老宅，见院里两个女子正围着一大堆晒干的毛茶埋头挑挑拣拣。晒青毛茶是茶商收购的主要产品，它们经过高温蒸湿、压制成形、自然风干，成为普洱生茶，在蒸压前加以渥堆发酵的便是熟茶。

人工从毛茶中挑拣出颜色、形状较差的“黄片”。 （丁子凌/图）

传统普洱茶制作工艺的复兴源于台湾茶人，也就是1994年到易武追根溯源的那批人。制茶工艺找回来后，随着古树茶的火热，普洱茶界逐渐形成产地意识，像咖啡和葡萄酒一样，讲究一山一味，不同产地的气候、土壤、微生物等因素造就出独特的滋味。其实早在贡茶时代，易武茶号的产地意识就已经写在内票上：“自曾祖住易武百年有余，拣采春季发生之嫩尖茶，新春正印，细白尖，并未掺杂别山所产……”而在衰败的数十年间，易武茶叶只是作为原料交付给国营茶厂，混在其他茶区的茶叶里，默默无闻。

最近几年，普洱茶的原料来源被细分到越来越小的村寨和山头，高级玩家甚至只喝单株古树茶。成熟的茶商脑袋里都存着一张表格，对比列出易武各个小微产区茶叶的滋味、价格、产量和品质。表格不断更新，新产区也在不断开发中，越是险以远、至者少，越能吸引茶人朝圣、茶商炒作，这一点倒是跟旅行有点像。

古茶树本就稀缺，产地划分得越细，单一产地的产量就越少，往往有钱也买不到。茶农过度采摘、大小树混采，茶商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似乎已是坊间公开的秘密。茶企、茶商、茶友，以及像我这样的旅行者都想亲临易武，修路、建厂、盖房，无不对古茶山的自然生态造成威胁。寻找老街的心愿已了，我便没再往茶山深处打扰。

镇子周边种着台地茶，古树则散落在更偏远的茶山。 （丁子凌/图）

告别易武前，坐在客运站等班车，看到座位上的灰尘已经懒得擦了。一个瑶族小伙子过来托运包裹，我以为是寄新鲜的春茶，却见箱里塞满红彤彤的羊奶果，嗓子冒烟的我一边望果止渴，一边寻思着，无论茶人口中的易武茶多么柔和顺滑，也许对离家在外的易武人来说，最想念的不过是那羊奶果的酸涩滋味。

丁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