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千金Talk

编辑 | 千金Talk

在当今的国际文学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米兰昆德拉更好的作品了，他的文学思想有独到的见解，获得了众多的拥趸。若他的长篇小说关注的是对生存的思考，他的长篇小说理论就是对“什么是小说”和“怎样表达存在之思”的探索。

昆德拉的长篇小说审美主张“散文，喜剧，史诗的写作”，而“喜剧”和“史诗”都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从其长篇小说的理论和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更倾向于用幽默来表达。相对于喜剧而言，昆德拉把悲剧性从一部作品中剔除出去，“这是因为，一部作品从其产生之初，就不能相信悲剧：不能相信其对伟人的膜拜，不能相信其戏剧化的根源。

“我不相信，我对生命中没有诗意的一面视而不见。”然而，“每一种审美观念都会开启无穷疑问”，昆德拉在其新近的长篇小说理论之作《帷幕》中，以其独特的昆氏语言表达了其“悲剧性”。

昆德拉第一次引证并确认黑格尔的有关悲剧的著名观点：“两个角色的碰撞，彼此之间都紧密地结合着某种部分的、相对的真理，然而，如果仅从这个真理自身来考察，这种真理又是十分有道理的。双方都愿意为此而牺牲，但是为了维护自己所维护的真相，只能以彻底毁灭另一方为代价。

所以，他们俩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昆德拉认为，黑格尔的悲剧思想是一种超越了单纯的善恶二元的人性矛盾，揭示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然后，昆德拉以他特有的角度，把“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思考。

在大写的历史中，人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一切的政治和历史冲突都当成了善恶对立来对待，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处罚那些所谓的邪恶的一方，忽视了历史与生活的多样性，进而造成了人们对存在的认知的倒退。昆德拉把悲剧看作是对人性的遗弃，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悲剧这个观念存在于个体的宿命以外吗？”

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争中，一场对一场，一场杀戮取代了一场，悲剧究竟属于谁呢？昆德拉回忆起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一个片段：共和国军队攻陷了一个被法西斯蹂躏过的小镇，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把二十多名战俘带到了一个大教堂前，然后被手持长柄大斧的士兵处死以报仇雪恨。

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这些被称为“纳粹”的家伙，大部分都是被迫投靠了法西斯的，他们和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和自己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些胆怯，有些犹豫。然后，在酒劲和鲜血的刺激下，他们就动了，于是，鲜血变得更加浓郁，画面也变得更加不堪入目。海明威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幕。

昆德拉相信，为了金钱，为了欲望，甚至是为了愚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悲的，他们被驱逐出了人间，只剩下了一个魔鬼。人一旦离开悲剧，生存便是一种灾难。当黑格尔剥开悲剧表面，露出其悲剧的本质时，昆德拉却撕开了这种本质，露出了其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一面。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还注意到了一种悲剧，昆德拉在托马斯的笔下，讲述了法国革命和左派独裁领袖的故事，说他们并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那种可怕的形象，而是充满了激情，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无意间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但事实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天堂”，而是一群充满激情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天堂。

在面对凶杀案的审讯时，热情高涨的人们会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不清楚，我们被骗了！」我们是虔诚的信徒！我们是无辜的！”昆德拉从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法则被历史法则所吞噬的荒唐，两股矛盾的势力各自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没有一方捍卫着自己的真相，悲剧就是在这种矛盾和荒唐中被驱逐、被淹没的。在昆德拉看来，是没有悲剧的悲剧。

在悲剧中，行为总是居于中心

悲剧是一种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行为的模拟”，那么行为是否还能在当代世界中保持它的悲剧性呢？昆德拉从“行为”这一主题入手，探究了“行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人，他们面对着宏伟的历史境遇，用个体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来审视具体境况，进而坚守并呈现出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

帅克认为，在这场战斗中，“伟大”（昆德拉此意为名词）没有了悲剧色彩，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他决定逃跑。昆德拉认为，正是由于帅克这样敏锐而清醒的人的出现，使得一个国家并未丧失盲目的信仰，并使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规范和系统的限制，行为的实质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削弱，悲剧已经不再是一种激烈的矛盾，它变成了一种对行为的一种消解，它成为了生活中无法忍受的一种轻伤。

托马斯从一个在鲜花中流浪的放荡不羁的男人，到了德莉萨的“手底下的小白兔”；特丽莎“软弱”了一辈子，但最后她还是清醒了，她在无意间将自己的爱引到了绝境；萨宾娜把“背叛”作为使命，向空洞靠拢，知道空洞就是她所背负的所有使命；弗兰茨做了一个宏伟的远征，结果在大街上惨遭毒手。

一个人愈向他生命中的目的去奋斗，他就愈背离这个目的，悖论的事实就会让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在《玩笑》里，卢德维克本是要和政治开个玩笑：他在一封带有调皮意味的明信片上说了句“托洛斯基万岁”，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成了政治的笑柄。

因此，他集中了全部的怨恨和力气，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来发泄自己被算计的怒火，但他没想到自己拥有的恰恰是别人渴望放弃的东西，复仇的荒谬之处让他在毫无意义的复仇中变得手足无措，手足无措。

“极权政治”时期，人性的自尊受到践踏，生存的残忍与荒诞才是作家想要向读者展现的真实。在昆德拉看来，悲剧并不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特洛伊之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所以才导致了这场灾难，如果说人类的生命是为了给大地减少负担，那么人类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那么这场灾难就不会再发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他们拼命地想要登上通往天堂的火车，但当他们关上车门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是在地狱里。一句笑话，就把人的悲剧力量从悲剧中抽离出来，使人沦为历史的玩具。这就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种普遍而又悲惨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在集权时代。“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失败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努力了解生命。”在当代，悲剧的审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人性的两难处境和对生命的探寻上。

在作品中，悲剧的表现是怎样的？

昆德拉以其冷静而深刻的思维方式，率先指出了悲剧性与抒情的矛盾，而非哀伤与哀伤，而非哀伤与哀伤。昆德拉对雨果的创造进行了剖析。

在雨果的《九三年》中，有一篇关于忠于王权的朗德纳克在法国南方发动暴动，革命军队平定暴动后，朗德纳克从一条隐秘的甬道中逃脱，但他忽然想到三个小孩还被囚禁在一扇大门内，而他手中的钥匙也在他手中，于是他又回到甬道，将三个小孩从大火中救了下来，但他自己也因此被捕。

戈万被朗德纳克的所作所为所打动，暗中释放了他，戈万的舅舅，也就是革命军的头领西穆尔丹，按照革命的规矩，处死了戈万，在戈万被砍下脑袋的时候，西尔丹一枪捅死了他。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如此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雨果则把自己的形象打扮得漂漂亮亮，把自己的形象打扮得漂漂亮亮，让昆德拉看到了“愚蠢”和人类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宏观的角度，都是如此。昆德拉是一位抛弃了对生存的思索，沉溺于戏剧性和抒情性的悲剧的作家，他对雨果的批判是无情的。浪漫的戏剧倾向于以实现“伟大”为目的的悲剧性的误用：它在形式上表现出虚伪的呼喊，在内容上习惯于用严密的、简单的逻辑，在生命中忽视了不合理的一面。

“这就是最好的了解人类本性的方法吗？这不正是一种被竖立起来的障碍物，遮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吗？”在这一点上昆德拉非常欣赏另外一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他说福楼拜注重生活中的平凡，不仅是一种对生活的质询，同时也是一种小说式的表现方式。

昆德拉继承了生存论“世界是一种幻觉”的哲学观，并着重于对人生的探索，因而，其所倡导的悲剧必须具备非诗意、非抒情和非逻辑的特质。托尔斯泰所写的安娜之死，是昆德拉最称道的一幕悲剧，他把托尔斯泰对于安娜之死的非诗意考察视为一次非凡的文学奇观，因为安娜在面临如此悲惨的生死关头，却与素福克勒斯所描绘的“无诗意”的人生轨迹相去甚远，走上了一条“无诗意”的玄妙之途。从这一点来看，悲剧是可以和小说结合起来的。

昆德拉对悲剧的审美诠释，与他为小说设定的“探索生存”的使命是一致的，他一直在对小说的艺术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和探索，并着重于将文学、历史和哲学融合到一起，从而创建出一种全新的、思维型的小说，它在粉碎了传统的小说概念的同时，还扩大了它的范畴和范畴，为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

昆德拉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小说的叙述方式，让它从叙述变成了思考，他的故事是建立在一篇文章的基础上的，而这篇文章的基础，就是几个与“存在”有关的基础词汇。昆德拉从作品的内涵和形态两个角度，对“悲剧性”这一概念进行了再考察，并指出了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现象所具有的缺陷。

当人们所维护的真实伟大都消失了，当行为的实质含义变得模糊时，悲剧就被一种既有的荒诞性所替代，而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把悲剧与抒情性、逻辑性相结合，唯独托尔斯泰、福楼拜等人从悲剧中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悲剧去观照无诗意、无理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了“小说性”的现代主义。昆德拉用充满哲学意味的笔触，对“悲剧性”这一审美观念作了再解释，无论从文学的角度，亦或从人类的生存角度来看，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就是没有悲剧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昆德拉帷幕[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