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员美女-红色特工安娥：渔光曲作者，中统特派员秘书，与田汉萦绕一生

1935年，一缕阳光透过高高的铁窗洒进阴暗的角落，带来一丝暖春的气息。地面毛茸茸的青苔附着一丝丝滑腻，提醒着田汉，这里，早已无人问津。

窗外响起了浑厚而带些柔情的歌声：“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封闭的环境和孤寂的心理不时地刺痛着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大剧作家，听到歌声，曾经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一首《狱中怀安娥》问世，田汉的殷殷思念，尽怀于中。

安娥，原名张式沅，窗外传来的《渔光曲》词作者，一位让《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魂牵一生的奇女子。

一个的时代标志：《渔光曲》、《打回老家去》……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耳熟能详的《卖报歌》……

《高粱红了》、《洪波曲》、《追鱼》、《孟姜女》、《武训传》、《海石花》、《狼外婆》等诗剧、歌剧、戏剧、话剧、儿童剧……

诗集《燕赵儿女》、小说《苏联大嫂》、采访记《五月榴花照眼明》、报告文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译著《特别任务》、译制剧《青年近卫军》等作品……

谁能想象，所有的这些作品，出自同一位巾帼英豪之手。而她的人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红色特工，直接受命于周恩来、陈赓的中央特科精英。

1905年，安娥出生在河北获鹿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学日本。虽然家中七子两女，不过父亲独宠安娥，亲自教她读古书、作诗文。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女儿。

父亲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自幼受古诗文熏陶的她，外表娴静，行为文雅，但内心深处，早已扬起了追逐自由的火苗。

聪明好学的安娥极富正义感，一股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让安娥为之痛切，而广大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卑微更让她愤愤不平。15岁那年，安娥在保定二女师附中读书时，显现出那种敢于担当的意识和颇具感染力的才能。

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兼女学监秋菊农十分武断，制定了很多苛刻的校规。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她对学生简单粗暴，经常辱骂。

安娥忍不住了，她领导全班同学罢课，坚决抵制女学监。

而秋菊农除了学监的身份，竟还是安娥母亲的结拜姐妹，年少的安娥可不通这些人情世故。最后，秋菊农辞职。活力四射的安娥回到家中，自然是母亲的一通责骂，也被迫离开学校。

无奈之下，宠爱安娥的父亲带她到北京求学。1923年，安娥考入国立北京美专（现中央美院）西画系。这时，18岁的安娥对步入社会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在她的眼里，绘画不仅是一门学科爱好，更是一种技能本领，是自食其力的凭借。

在这里，安娥遇到了她的初恋邓鹤皋。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邓鹤皋思想活跃，忧国忧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在美校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

邓鹤皋经常找安娥和一些积极进取的同学聊天，讲时事、谈国家的命运。在他的影响下，思想活跃的安娥步入了革命大家庭。邓鹤皋领导美校的学生闹罢课，要求政府替换不称职校长，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军阀的反动统治，安娥无不积极参与其中。1925年12月，20岁的安娥加入共青团，不久成为中共党员。

离经叛道的安娥让家里十分惶恐，入党后不久，安娥的母亲找到了学校。时值深冬，安母连续几个下午在传达室里等候。女儿一出现，便马上拉着她回家，在母亲看来，女儿这是在玩命，将来的结局要么被捕，要么被杀。

安母不需要女儿那么优秀，只要她一生安稳。回家后安母切断了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许再踏出家门半步。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安娥从报上得知这一切后，再也按捺不住，她要投身革命。借着母亲去外地的机会，偷偷地逃出了家……

回忆起这段往事，安娥说：“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换取自由……”

安娥出走后，疼爱她的父亲也对外宣称，与其断绝父女关系。

离开家后，安娥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也找到了她的恋人。不久，安娥和邓鹤皋正式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一年，故事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千里之外的田汉，因结发妻子易淑瑜刚刚病逝，正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这时的田汉一定没有想到，再过三年，一个热烈而勇敢、多才且聪慧的女子，会步入他的生命。

1926年6月，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邓鹤皋赴大连任中共地委书记，安娥与之同行，从事工人运动。

在大连，他们住在靠海的黑石礁，大海的波澜壮阔，带给安娥的不仅仅是绮丽的遐思。她时常到海边，见到渔民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同情。几年后，这些情景激发了安娥的灵感，一起迸发在《渔光曲》中。

1927年1月，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文化基础好，思想品质过硬的青年党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多才多艺、勇敢坚定的安娥位列其中。

于是，安娥离开了故土，也离开了亲爱的丈夫，只身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她将完成一个热血青年向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的进化——红色特工。

安娥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之中，没过多久，国内传来了非常不幸的消息。1927年下半年，萧三告诉安娥，是年7月13日，由于叛徒告密和招供，邓鹤皋与四十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判死刑。

安娥心如刀绞，夜不能寐。烽火岁月，残酷与无情是才革命者最常直面的伴侣。深深地把悲伤埋在心底，安娥继续未竟的革命学业。

优雅聪慧的安娥单身的消息很快吸引了另外一位革命同志，我党在中山大学的联络员郑家康，在他的爱情攻势下，身在异乡为异客安娥接受了一段短暂的感情。婚后不久，两人分离。1927年底，郑家康奉派回国，从事中共的电讯联络工作。

郑家康回国后，安娥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她被苏联国家保卫总局选中，进行特殊培训。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又称“格别乌”，秘密警察组织，是个相当厉害的存在，后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没感觉，再延伸一下，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从此，安娥开启了“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

1929年11月，安娥回国，奉周恩来之命来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有十里洋行之称的上海，加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各级党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之事，弥漫全国。面对如此危机，中央特科横空出世，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作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第一支警卫部队，中央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安娥到中共中央特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奉周恩来的指令，去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与时任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因工作需要，张式沅从此更名安娥，沿用一生。

杨登瀛是国民党右派陈立夫、张道藩的亲信，但思想‘左倾’，不满蒋介石“清共”，暗地与一些共产党人交结。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杨登瀛政治上虽不可靠，是个花花公子，但有正义感为人仗义，已几次掩护中共干部，而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打入一个内线实在太重要了！” 最后拍板决定，发展杨登瀛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后来由陈赓出面做工作，将杨登瀛发展为了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

为了充分发挥杨登瀛的关键内线作用，中央特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经陈赓提议、周恩来特批，还给杨登瀛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资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办事处，以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

年轻靓丽而又经历过特训的安娥被派为专职秘书，杨登瀛与中央特科的联络得到了紧密加强，在阴沉沉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为我党挽回了不少损失。

安娥、杨登瀛与陈赓等特科人员密切合作，先后制裁了白鑫、陈慰年、戴冰石、黄第洪等中共要害部门内的叛徒，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截获了叛徒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效忠信，使周恩来虎口脱险。（详见中统特派员竟为中共所派，周恩来顺利脱险，为其上配美女秘书）

随着安娥的红色特工之旅越来越得心应手，她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和文学修养，又触发了一项新的任务：争取大戏剧家田汉。

田汉当时在中国文艺界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1921年，为提倡新文学他与郭沫若组织“创造社”；1928年，为推进新戏剧运动，他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成立“南国社”。

不过那时的田汉还是个崇尚唯美浪漫的文艺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因此，田汉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重点对象，思想阵地需要这样的旗帜人物！

国共两党围绕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始终是非常激烈的。30年代初，如中统的张道藩就创办国立戏剧学校，还和叶楚伧创办中国文艺社，对田汉也是极力拉拢。

1929年末，经南国社一位地下党员牵线，清丽大学生装扮的安娥，去见年长她8岁的田汉。

那时的安娥不过24岁，在革命大家庭的锻炼下，已展现出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机敏和成熟。由于特殊工作的关系，安娥几乎每天都在更换自己的身份，时而雍容华贵的小姐、太太，时而衣着简朴的工厂女工，时而又变成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

安娥，这位莫斯科归来的红色女郎，以其有别于常人的气质和清新脱俗的美丽，初见伊始就给田汉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安娥拿出描写留学苏联女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莫斯科》请他点评时，田汉彻底被震惊了，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绝无仅有。

随着进一步的了解，田汉被集美丽和才华于一身的安娥打动了。安娥的才情和革命热情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唯美浪漫的文艺家，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思想的转变使得田汉成为“时代之子”。

1930年，田汉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接着，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并在后来谱写了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随着接触的增多，思想的拉近，安娥和田汉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情愫暗生，艺术和情感的共鸣让他们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然而，开始的时候，他们很难得到平安的祝福，两人的苦恼和麻烦接踵而至。

邓鹤皋，安娥曾苦苦相思的爱人和革命生涯的启蒙，现身了。原来，他没有牺牲，而是被判10年徒刑，提前出狱来到了上海。就在安娥与田汉相识并组建起“左翼作家联盟”后不久，也被中共派到“左联”工作，让人情何以堪。

过去的日子，通信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千里传讯，稍有差错，错过的就是一生。安娥已经拾不起曾经放下的情感，与邓鹤皋只能擦肩而过。

这时的安娥不仅与田汉有了很深的感情纠葛，而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正接受着田汉的好友，另一位著名音乐家任光的追求……

原想要寻回爱人的邓鹤皋看到安娥有了新的归宿，选择了默默离开。邓鹤皋从此与安娥再也没有交集，建国后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而安娥的第二任丈夫郑家康，虽然感情基础并不深厚，早已渐行渐远，但也在中共江苏省委（驻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现在看来，都是大写的尴尬。

其实，更麻烦的事还在田汉这边。

富家女林维中，南洋归来。她曾经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也允诺过要照顾他的家庭，田汉与逝去的结发妻子还有一个孩子，少人疼爱。更重要的是，他俩有了婚约。

巾帼不让须眉的安娥思虑再三，含泪退出。不仅如此，已经身怀六甲的安娥应田汉之邀，为他们寻找并布置婚房。

在决绝地向林维中做出离开田汉的保证后，安娥悄悄地离开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安娥不断地劝解自己：“这是一名中共特工的工作，我是来完成任务的，我不需要家。我的家，就是党。”

为了彻底断绝联系，安娥欺骗田汉，孩子已经夭折。

“你把一切的一切，当作一杯毒酒，你不愿再喝了，你抽身就走，孩子是死了——那可爱的修！…… 真是不堪回首啊 , 一九三一年的秋！” 这是田汉写给“夭折” 的孩子的悼诗，也是写给他不堪回首的过往的悼词。

诗中，对安娥的怨恕之情“剪不断，理还乱。”

然而，他哪里会知道，安娥心里的痛楚呢？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安娥音讯全无。甚至，有一段时间，安娥与组织的联系亦一度中断。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安娥这一走，却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场致命的灾难。安娥离开几个月后，生下了他们的孩子田大畏。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孩子带回自己的老家，托妈妈抚养，一来二去，一年多的时光就过去了。

而在这关键一年，上海发生了剧变。中央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仅次于周恩来的顾顺章叛变。尽管钱壮飞提前拿到了情报，使党中央脱离了危险，但顾的叛变仍然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31年4月，顾顺章带着徐恩曾在上海到处搜捕共产党，而且还供出了安娥的“老板”杨登瀛，我党苦心经营的这条情报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躲过一劫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失去爱情又失去组织的安娥反而激发出超卓创作潜能和更大的革命热情。

1933年，安娥开始了新的生活，经田汉的好友，音乐家任光介绍，安娥来到了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工作。后来，安娥与任光结为夫妻，开启了四年的静好岁月。

百代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当时的上海百代还有周璇、胡蝶、聂耳、冼星海等著名文艺人士。现代的国外如列侬、披头士、辣妹等，国内如罗文、林忆莲、王菲等都是百代签约歌手。

在此期间，安娥参加组建“左联”音乐小组，和任光合作创作出《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和聂耳合作创作出《卖报歌》……后来还与冼星海合作创作了在台儿庄英勇抗敌的《六十军军歌》等许多优秀歌曲。

这些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进步歌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成为人们的强心剂。

也是在那个时期，1935年2月，由于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遭敌人破坏，田汉、阳翰笙等人被捕入南京监狱。在狱中，他每天早晨都能听到看守部队唱安娥作词的《渔光曲》，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尽管困境中的田汉，有着林维中忠贞的守候。但其实他内心的天平，始终有所倾斜。

执着的林维中，骨子里和安娥一样的倔强和坚强。田汉被捕后，她立即由上海迁居南京，不仅经常到狱中看望丈夫，还带着女儿田野前去看望父亲，给田汉精神上的鼓励的同时，她还联系田汉的朋友，为营救田汉费尽心力。

田野回忆：“我4岁就随着我母亲去给他送牢饭，知道爸爸是在做好的事情，家里妈妈买了梨我都不敢吃，说这是给爸爸的，我就不吃。就晓得去孝敬他，要送到牢里面去给爸爸吃。”

感于妻子执着的爱，田汉在狱中为林维中写了《寄妇》一诗：“事到高潮翻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衾香枕软何劳羡，每忆苏菲白发生。”在与自由疏离的日子里，在与患难相携的艰辛中，他终于看出了林维中对爱情的忠贞。

然而，对比《狱中怀安娥》：“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感受两首诗中不同的感情，厚薄立判。后来林维中看到这首诗后，被伤得体无完肤。

安娥和任光幸福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太久。婚后，安娥身体状况始终不太好，每年总要流产，极度虚弱，两人难有爱情的结晶。这给他们的婚姻，埋下了一丝阴影。

到了1936年，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又带来麻烦了。这是一首传唱度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更成为抗日救亡的口号。

歌曲引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恐慌和忌恨，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紧接着追查出署名“前发”的曲作者就是任光，即令在华特务机关予以暗杀。

铁蹄下的中国已不能保证任光安全，他不得不与安娥分手，流亡海外，两人的情感也就此划上句号。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安娥在退往武汉的船上与田汉不期而遇。久别重逢，俩人都非常激动。爱情的结晶已有五六岁了，非常活泼可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与心爱的人重逢，是上苍的安排吗？想到这儿，安娥再也不忍心隐瞒了，告诉田汉，孩子还活着，而且健健康康。

田汉心里，一重又一重的幸福感汹涌而起：记忆中的孩子原来一直鲜活地存在，日思夜想的爱人也没有消逝。更重要的是，他忽然明白了安娥为他和林维中所做的巨大牺牲。

于是，那曾经消逝的爱情，如同大海的波涛，汹涌而至。

然而，田汉与林维中平静的幸福，在这波涛中宣告触礁。风平浪静的家庭，就此被安娥与田汉的重逢打破。

倔强而深爱着丈夫的林维中，对田汉的情变和安娥的出现，怒不可遏。从前隐忍不发的不满，更是浮上心头，林维中逐渐崩溃。

她终于像咆哮的母狮般追踪他俩的行踪，从重庆追到上海，从上海追到台湾，既不承认离婚协议，又投书报纸公开控诉田汉、安娥。

田汉对此，发表名文《告白和自卫》予以回应，曾引用王尔德“吾人常以误解而结婚，以理解而离婚”一语，并一度躲到台湾回避。

部分“前进作家”，对田汉到了知天命之年还制造出桃色新闻大为不满。田汉返回上海后，曾对朋友说：“我给林维中打垮了”！

而安娥回到上海后应《新民报》的专访，以《安娥谈恋爱哲学》谈了对此类事情的观点。

安娥首先声明，自己愿意通过这场纠纷，讨论转型期社会的恋爱问题，安娥还提出，男女之间的结合，重要的是“基于爱情”，至于形式“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

安娥的观点，今天看来，依然惊世骇俗。

最终，田汉与林维中，在曾经的南京监狱狱友，同为左翼文化运动领袖的阳翰笙调解下，离了婚。

田汉与安娥这对惊世骇俗的恋人，兜兜转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这段曾经让人唏嘘不已的爱情终于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二人成为了最佳拍档。

林维中没有再婚，失去了田汉，她的心里，再也容不下他人；她的眼里，再也没有春色。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曾经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安娥先在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干了一段时期人员鉴别的特殊工作。

后来，安娥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家协会，回归她更擅长的文学创作领域。

在此期间，安娥又创作出戏剧《追鱼》、《情探》、《孟姜女》、《武训传》、《海石花》……

歌曲《节日的晚上》、《北京之歌》、《在泉边》……

小说《石家庄》、报告文集《苏联大嫂》、《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等许多优秀作品。

可惜天妒英才，正值安娥创作高峰之际，1956年的秋天，她突然中风，失去了工作能力，好在还有田汉悉心照顾，病榻之下，依然坚持创作。

然而祸不单行，不久田汉受到严厉批判，文革期间，更遭残酷批斗和逮捕，1968年死于狱中。1976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安娥也悄然而去……

在1939年9月23日发表的《电影明星的悲欢离合》后半部分，作者许孝格说：“战前结合的影人，战后仍能保持夫妻关系的，也有不少，像胡蝶、潘有声，金焰、王人美，陈燕燕、黄绍芬，黎明晖、陆钝恩，周璇、严华，白虹、黎锦光，陈铿然、徐琴芳……等，他们都能相安无事，保持爱情水准，这是艺坛上超然的佳偶……”

许孝格所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田汉和安娥也同样被后人称为“佳偶”。感情的事，实在是很难说得清楚。

安娥作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流传之广，堪比“凡有井水处皆能歌”的柳词；《追鱼》、《情探》等成为长演不衰的戏剧经典；《打回老家去》更在民族危亡时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很长一段时间，安娥的旷世文采湮没在历史烟尘中，远不如她那惊心动魄的红色特工生涯和道不清的爱恨情史，那样闻名。

她们的时代，划上了终曲；她们的故事，细细流淌；她们的作品，经久流传……